“確保摧毀”戰略與“靈活反應”戰略在本質上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其基本的著眼點還是要增加美國核威懾的可信度，並為美國戰略核力量的發展提出一套理論上可行、現實中又可操作的標準和目標。和“靈活反應”戰略不同的是，“確保摧毀戰略”再次將對城市和工業力量的打擊列為“報複”的重點之一，要求在摧毀蘇聯戰略武器基地的同時，摧毀其工業能力和人口，以便徹底將首先發動核攻擊的蘇聯置於全麵癱瘓和瓦解的地步。肯尼迪政府初期美國生產的核導彈數量猛增，就得益於“確保摧毀”所製定的核規劃準繩。麥克納馬拉和他的手下對美國應該具有的核力量作了比較保守的估計，包括對蘇聯今後核力量的發展作出了最不利於美國的預測，以便將核力量的發展保持在一個適度的規模。這個規模是：如果美國在1968年對蘇聯發動全麵核攻擊，將能夠毀滅蘇聯近50%的人口和近80%的工業能力。麥克納馬拉甚至認為隻要消滅蘇聯人口的20%和50%的工業能力就已經足夠了。這些數字隻是五角大樓估計中的即時傷亡數字，還不包括放射性塵埃的影響和所造成的社會混亂。
在麥克納馬拉的主導下，整個60年代，美國所部署的核彈頭數量一直沒有超過他所定下的10000件的標準。然而，現實的爭霸邏輯為美國核力量發展打開了缺口。為了防止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正是在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美國直接卷入了越南戰爭。1968年，美國參加越戰的軍隊人數達到了52萬人，在西太平洋的駐軍達到了二戰後最高的88萬人。越南戰爭增強了美國卷入地區衝突而帶來的美蘇直接對抗的風險，美國戰略核力量的發展在60年代達到了二戰後的頂峰時期，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核威懾”能力。其實，按照麥克納馬拉提出的毀滅蘇聯人口與工業能力的數字，美國隻需要400枚100萬噸TNT當量的核導彈就可以了，但美國在整個60年代的核力量的發展卻在1960年的1054枚的水平上提高了10倍，突破了核彈頭10000枚的水平。
總之，60年代美國的核戰略中，核威懾的重點已經從“威懾”蘇聯對歐洲可能的侵略，轉向了威懾美蘇之間大規模的核戰爭，威懾蘇聯對美國有可能發動的先發製人的核攻擊；建立在“第二次打擊”基礎上的美國戰略核力量，也要保證歐洲免於受蘇聯在政治上的核訛詐以及對歐洲的戰略性滲透。美國核威懾的結構也不斷走向完整，強調威懾的作用在於避免任何一方作出“第一次打擊”的核冒險。為此，美國強調本身不會進行“第一次打擊”這樣自殺性的舉動，這在一定程度上等於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41]。但美國和歐洲絕對不會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同樣成為了美蘇相互威懾的基礎，因為美國首先需要威懾的，是蘇聯在擔心美國會先發製人情況下的核冒險。
同時，“靈活反應戰略”主張有限核戰爭理論，認為美國為了“嚇阻”蘇聯和華約集團有可能對歐洲發動的常規戰爭，可以不惜使用戰術核武器，直到最後動用戰略核武器。由於可以依賴“相互確保摧毀”的威懾效應，在有限核戰爭中，美蘇兩國可以成功地將核戰爭限製在可以控製的範圍之內。“有限核戰爭”是“靈活反應戰略”中的第二原則，其目的在於在歐洲戰場上威懾任何形式的戰爭冒險，是以歐洲為戰略重點的增強核威懾力的補充性概念。這一核戰略的核心是通過MAD的威懾作用，美國不懼怕與蘇聯的任何實戰（war-fighting），但實戰的前景是可以控製的。[42]
尼克鬆政府與美國威懾戰略的鞏固和發展
從二戰結束後到60年代末，美國的核軍事戰略的總的特征是：要為戰略武器和常規武器、戰略力量和常規力量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找到不同時代、不同環境和不同政策條件下的平衡點，找到如何保持核威懾的同時又可以靈活地、按照美國的意誌和戰略需要進行軍事幹涉行動的最好途徑。“大規模報複”戰略是以核武器和首先進行核攻擊為主，並認為核威懾可以“嚇阻”常規戰爭；“靈活反應”戰略是以繼續保持核威懾力量為主，在核攻擊力量的優勢和鞏固“核恐怖”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和使用常規力量，以維護和擴大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勢力範圍。從肯尼迪/約翰遜政府一直到70年代末的卡特政府，美國的軍事戰略基本保持了這樣的總體特征。促使這一特征有所調整和重點轉移的變量有很多，但一個基本變量是美國對外軍事義務的範圍和程度。當美國對外軍事義務的範圍和程度都不斷擴大，美國的海外軍事幹涉頻率加大時，美國就特別注意其戰略威懾力量的發展。相反，當美國比較留意要收斂其軍事幹涉和對外軍事義務時，其對戰略威懾效果的追求就相對來說會保持在一個邊際收益遞減理論的影響範圍內，而不去追求更多的核威懾。
1969年1月尼克鬆政府上台。此時，美國對越戰的卷入和國內廣泛出現的反越戰運動的發展，已經對美國的社會結構造成了嚴重威脅，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希望政府關心國內問題。尼克鬆政府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從越戰的泥潭中脫身。尼克鬆總統和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所采取的辦法是戰略性的，他們並不希望隻是通過一些權宜之計來解決越南戰爭問題，而是希望為美國外交政策製定一個總構想和總政策來處理好與蘇聯、中國、西歐以及日本之間的關係。[43]當然，從60年代末開始，國際關係中的一係列“問題領域”也開始發生變革，西歐和日本都成為了經濟上崛起的大國，全球性的相互依賴開始出現，中國開始對國際事務發揮積極影響，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了世界政治舞台的新興力量。在這一係列因素的作用下，國際關係的時代特征出現了變化。無論是以往中國觀念中的“中間地帶”，還是新的世界政治的力量分配，以及美蘇兩大陣營內部，變化都已經開始出現。為此，“尼克鬆—基辛格外交”抓住了這些新的變化，順應了國際關係的時代特征，確實從外交領域開創了戰後國際關係中的一個新時期。美國對外戰略也進入了一個“整合”全球力量的新時期。
“尼克鬆主義”中的“五大中心論”並非是要以一個多極化的五極取代兩極世界，而是要對以新的國際力量格局的承認和互動來補充一個“兩極”的國際體係。尼克鬆在1971年2月向國會提交的年度谘文中就提出：“我們已到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之時，戰後的國際關係秩序業已結束，決定1945年以來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和實踐的條件也隨之成為過去……我們的政策必須進行調整。”[44]他們所依照的某種外交理論模式雖然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古典的多極力量均勢體係，但所采用的方式和做法，卻並不是古典式。核威懾就是一個任何古典版的均勢體係中所沒有的。不管怎麼說，“尼克鬆—基辛格外交”充滿了靈活性和創新精神，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這一外交的結果是：打破了美中兩國在戰後23年以來的隔絕和敵對，通過“聯係原則”改善了美蘇關係，增強了美國與西歐和日本的軍事聯盟，鼓勵了地區性力量的發展，並同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論壇保持了良好關係。70年代初美國外交上的這些創舉，不僅緩和了美蘇戰略對抗，更重要的是，它沒有通過激化兩極對抗來扼殺30年後來看已經成為改造國際關係積極力量、而當時隻是具有勃勃生機的國際新變化，也沒有用過於極端的對抗思維來使得世界過於偏狹或者“板塊結構”繼續僵化。“尼克鬆—基辛格外交”的這次世界力量“整合”運動應該說是成功的，盡管1974年8月9日尼克鬆因為水門事件下台。
尼克鬆在核力量方麵推行的是“現實威懾”戰略，這是一條介於充當世界警察和回到孤立主義這兩種極端政策之間的謹慎中間路線。[45]具體來說，就是在保持美國的足夠核威懾力量的前提下，穩定美蘇之間的核力量發展，盡量緩和美蘇的核對峙。從1968—1972年，美蘇兩國進行了限製戰略武器會談。同時，美國又繼續研製和部署多彈頭分導式戰略導彈。多彈頭分導式導彈是約翰遜政府時期重點研究和發展的戰略武器新技術，由於該技術可以讓美國的每枚陸基洲際導彈攜帶3個核彈頭，潛射洲際導彈每枚攜帶10個核彈頭，美國的戰略武器的件數雖然保持穩定，自1967年以來沒有增加，但威力大大提高，實際核彈頭的數量也有了實質性上升，並能有效地對付蘇聯反導彈武器係統和抵消蘇聯在洲際導彈數量上的優勢。這也是同尼克鬆政府希望以核武器“質”的改善這種較小的代價來維持足夠的核威懾的政策是一致的。
1971年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曾就核報複力量的“生存能力”進行研究，提出既能製定多種方案威懾對手，又能盡量避免對美國的損害。1971年1月27日，國防部長萊爾德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提出“現實威懾”戰略為美國70年代的軍事戰略，強調美國“要以生命和物資方麵的最低代價來實現我們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目標”[46]。美國國內曾有人反對立刻部署分導式、多彈頭核導彈，認為此舉將破壞美蘇達成限製戰略武器條約。他們要求尼克鬆政府采取克製態度，單方麵停止試驗或推遲部署這種導彈。但是，為了保持美國具有優勢或者至少絕不處於劣勢的核威懾能力，維護美國在軍事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尼克鬆政府不僅決定繼續試驗，而且使分導式、多彈頭核導彈進入裝備階段。為此，在美國的強硬態度下，整個美蘇第一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會談沒有就限製分導式、多彈頭核導彈達成協議，該項武器技術和武器係統也沒有最終被包括在第一階段美蘇限製戰略武器條約之中。
但是，尼克鬆政府也為威懾戰略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那就是軍備控製第一次被真正地引進到了美蘇“相互威懾”和“恐怖均勢”的整套概念之中。通過有效的軍控談判和條約，來補充和穩定威懾，成為了威懾戰略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1972年5月26日，美蘇雙方在莫斯科達成了《美蘇關於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 Ⅰ，SALT Ⅰ）。該協定規定將雙方的進攻性洲際導彈凍結在現有水平。具體地說，在陸基洲際導彈上，美國可以擁有1054枚，蘇聯為1618枚；在潛射洲際導彈方麵，美國為710枚，蘇聯為950枚；美國可以擁有攜帶洲際導彈的核潛艇44艘，蘇聯則為62艘，蘇聯重型洲際導彈的限額為313枚。美國是以自己核導彈的質量和技術優勢“抵消”蘇聯在數量上的優勢。在該協定簽署的同一天，尼克鬆政府即宣布了一項加速發展三叉戟核潛艇和B-1轟炸機等項目在內的改善美國戰略力量的計劃。尼克鬆在莫斯科首腦會晤後在國會的講話中也重申美國保持強大國防的重要性，並保證將采取必要措施來維護美國的安全和保衛它的切身利益。SALT Ⅰ中最有特色的是《反彈道導彈條約》。該條約在生效近30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世界戰略平衡的基石。
美蘇第一階段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協定在軍事戰略上的最大作用是確認了兩國間的核力量均勢，並確認了彼此在核武器方麵相互威懾的現狀。因此，美國威懾戰略的基點從“優勢威懾”轉向了“相互威懾”。尼克鬆政府麵對國內強烈反對過多卷入海外戰爭的聲浪，接受了美蘇戰略力量處於均勢的事實，這是為實行全球戰略力量收縮的政策服務的。無論是“尼克鬆主義”中所提出的向自由世界提供核保護傘，還是強調亞洲國家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美國的援助下捍衛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希望盟國與美國加強分擔責任，這些戰略性的調整和全球力量的收縮，都需要一個穩定的美蘇之間的戰略環境，更需要美國在接受蘇聯核力量已經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狀態下的事實認定。沒有穩定的美蘇戰略力量競爭框架以及緩和的美蘇關係，美國常規力量的收縮以及對地區安全義務的調整就不可能順利實現。這一點再次體現了美國軍事戰略中在核力量與常規力量需要尋找新的平衡點的這一基本特征，生動地說明了在美國常規力量轉入“不活躍”狀態時，美國核威懾戰略的地位也相應下降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