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認識成才的環境、條件、機遇和天賦
人人都想成為強者,人人也都能成為強者,但實際上,在人生競技場上,真正稱得起強者的並不很多。
為什麼多數本來能夠成為強者的人並不能如願以償呢?強者和弱者到底有多大差別?又都有一些什麼樣的差別?
對此,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概而言之,有人認為強者或弱者是由環境和條件的差別造成的;有人更多地看到機遇上的差別;也有的人則從天賦的差別上找原因。到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
我們先來進行環境和條件的比較。如果說,條件好才能成為強者,那麼,偉人出身卑微,窮得沒有飯吃,古今中外該有多少?美國著名總統林肯,幼時無力就學,一生在校念書不到兩個月;發明火車的史蒂芬當過報童,在煤礦裏做過苦工;電磁學家法拉第從未受過正規教育,13歲上街賣報,14歲到書店當學徒;丹麥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出身於窮鞋匠之家,生活貧困,10歲時就流落到哥本哈根街頭;我國“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留學巴黎,做過跑堂、理發店雜役、守電話的傭人等各種被視為下賤的活計,幾十次失業,有時餓得癱倒街頭;著名畫家李苦禪學畫,白天上學,晚上租洋車拉,最窮的時候,每天熬一鍋粥,冷後一分三份,每餐一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逆境這塊磨刀石,自古以來磨出了多少英雄豪傑!
如果說條件差才能砥礪強者,那麼,又有多少條件優越的人最終也歸於強者的行列呢?當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高居帝位,“朕即天命”,條件不是很優越嗎?元朝的成吉思汗,沙俄的彼得大帝,他們的赫赫業績難道能歸因於逆境的砥礪嗎?夏明翰世代官宦,彭湃家財萬貫,但他們都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這些都說明:條件優越的人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成為強者。
設備齊全、資料豐富、信息靈通、條件優越的高等學府,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出類拔萃的科技人才;而一無資料、二無設備、三無導師,完全靠艱苦自學而成才以至大有作為的也大有人在。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丁肇中,在世界第一流的實驗室裏取得了傑出的科研成果,而陳景潤身居6平方米的鬥室,靠幾麻袋稿紙也能成功地征服數學難題。由此可見,個人的發展固然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和條件的限製,但卻並不為它們所決定。對於人才成長來說,環境和條件的優劣各有其利弊:不利條件可以逼迫人們奮發而起,矢誌苦鬥,也可能使人自暴自棄,屈從命運;而有利條件既有可能使人耽於享受,也有可能使人珍惜優越條件,更好地發展和發揮聰明才智。因此,好的環境條件,差的環境條件,都可以造就強者,也可以產生弱者。
我們再來進行機遇的比較。有的人始終無所成就,不是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怨時乖運蹇。其實,強者並不都是運氣特別好的人。愛迪生發明電燈,僅燈絲材料的實驗就失敗了一千多次;法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凡爾納,第一部科幻作品投寄15家出版社都被退稿;法國作家莫泊桑,退稿的小說堆起來有一人多高;我國著名作家嚴文井,三次投考三次失敗;當代女作家竹林也曾三次高考落榜。但這些遭遇並沒有影響他們成為強者。有的人埋怨自己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的機會。曆史上固然有很早就被機會光顧的人,如諸葛亮在青年時代就被劉備“三顧茅廬”,請下山來,獲得施展抱負和才能的時機;但是也有的人直到老耄之年才得到機會,輔助文王、武王創建周朝的薑太公,不是80歲才“渭水遇文王”的嗎?但他和諸葛亮同樣彪炳史冊。自然,薑太公不是等到80歲才鑽研兵法,隻不過是80歲才被文王賞識,開始建功立業,跨向新的起點罷了。有的人在遇到生活的打擊以後,便顧影自憐,把自己看成不幸者。而癱瘓在病床上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卻以頑強的毅力寫出了輝煌的巨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震動了全世界;三分之二肢體失去知覺的張海迪,克服重重困難刻苦自學,為社會做出了貢獻,贏得了全國青年的尊敬和欽佩。有的人的成功,得益於某次機會的光顧,有著偶然的、巧合的因素,而有的人的成功,並非由於任何偶然的機遇,而純粹是長期奮鬥的結果。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前後30餘年;達爾文寫《物種起源》,22年完稿;摩爾根研究寫作《古代社會》,前後曆經40年;法布爾的《昆蟲記》花了30年工夫;歌德寫《浮士德》,前後60年之久,誰能說他們的成功是靠了某種機遇呢?縱觀強者的道路,機遇好的有,機遇差的也有,強者既非命運的寵兒,也不是為不幸者所專有。英國哲學家培根說得好:“一切幸運,並非沒有煩惱;而一切厄運,也並非沒有希望。”關鍵就在於你怎麼對待。
我們還可以進行一下天賦的比較。
人與人之間當然有著天賦的差別,但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很重。馬克思曾經說過:“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他援引亞當?斯密的話說:“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得那麼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人們天賦上的差別對於個人發展當然也有一定意義,但它的作用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麼大。假如一個人的成就是先天注定的,那麼他還要努力幹什麼呢?如果一個人的才能是與生俱來的,那麼人生還有什麼發展可言呢?假如人的智力僅僅是大自然的產物,那麼我們又怎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呢?生理學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證明:人本無強弱高低之分,還沒有哪一個人有足夠的證據站出來說:一部分人肯定比另一部分人天生高明。
總而言之,在同樣的環境、條件、機遇和天賦之下,許多人成了強者,也有許多人則成為弱者,從這方麵去尋找造成強者和弱者差別的原因,你是得不到圓滿的答案的。那麼,造成強者和弱者差別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不妨再對強者們進行一下相同點的比較。凡是可以被稱之為強者的人,條件、環境、自身能力、機遇以及自身的努力等等可以各不相同,但他們卻會有其共同點,即:具有堅定的、頑強的渴望成功、積極進取的精神。而生活中的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也必定有一點相同:他們所缺少的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強者成功的條件應該是能力+努力+機遇,其中人的自身努力是占較大的比重的。
二、“有誌者事竟成”
立誌和成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這早已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們所深諳。孔子認為匹夫不可奪誌;孟子認為誌為氣之帥;王勃主張窮且愈堅,不墜青雲之誌;蘇軾則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巴斯德說立誌是事業的大門;愛迪生說偉大人物最明顯的標誌,就是他有堅強的意誌。可見,誌,對於事業的成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大學生朝氣蓬勃,富於理想,正處於立大誌、展宏圖的大好時期,搞清什麼是誌,立什麼誌,以及立誌與成事的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誌,是誌向、意誌、誌趣的總稱,它屬於人的意識範疇,但比一般的意識更具有指向性、目的性和能動性。人各有誌,誌具有多樣性。但無論怎樣千差萬別,它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從根本上說來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因此,當人們談論誌或立誌時,都必須以客觀現實為出發點。
“有誌者事竟成”,首先是說,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一個明確的遠大的誌向。誌向就是刻意追求的目標或理想。目標明確,就能精力專注,用才華於“一處”,凝血氣於“一點”,從而較易取得成功。一個旅店服務員所以能寫成《旅店知識》和《北京飲食指南》,一個化驗工所以能被破格晉升為化學工程師,一個民間醫師所以能成為醫學院教師,一個裝裱工所以能寫出《中國書畫裝裱概說》專著……首先就在於他們目標專一而明確。如果當初他們誌向不明,目標不定,今天種瓜,明天點豆,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那是定然不能取得成功的。
誌向有高雅與庸俗之別、遠大與低微之分,而成事,往往是誌向高雅遠大者。誌向遠大,能不為一時之得失而動搖,不為一己之私利而動心;誌向高雅者,就常有自知之明,成功能握分寸,失敗能知深淺,因而能常保旺盛的鬥誌和進取精神。宋代抗金名將嶽飛,在金兵入侵的動亂年代,立下直搗黃龍,“還我河山”的大誌,因而當宋高宗要為他建宅立家,以褒獎他的赫赫戰功時,他能以“金兵未滅,何以為家”而辭謝,始終征戰沙場,矢誌報國,屢敗金兵,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建立了奇功。然而,階級社會中的傑出人物的誌向總是有局限的,真正具有遠大誌向,而且這個誌向又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是無產階級傑出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這樣的光輝典型。由於他們立下了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偉大誌向,青年時代就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激流中,並以驚人的毅力和才智,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革命理論,終於創立了光耀千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斯大林說的:“偉大的精力隻是為了偉大的目標而產生的。”沒有偉大的目標和誌向,既不會有偉大的精力,更不會有偉大的成功。
不同階級的傑出人物,雖然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所立的“大誌”在性質上也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曆史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確有共同之處,那就是立誌為本階級的利益去獻身,為正義的事業去奮鬥,而遠大的誌向正在於此。
“有誌者事竟成”,其次是指:一個人必須有堅忍不拔的意誌,才能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有所創造。人生的道路不平坦,事業之路更崎嶇。自然界的荊棘,社會上的人言,學業上的失意,工作中的挫折,邪惡的暗算,習慣的攻擊,客觀的災難,主觀的障礙,把事業之路裝點得無比崎嶇而風險。如果望而卻步,或者剛跨上幾步,就被險境嚇得兩腿彈琴,那是斷然沒有什麼成功可言的。海倫?凱勒自幼五官三廢,成為一個置身於黑暗和寂靜世界的聾盲人,能夠奇跡般地學會英、法、德、拉丁、希臘五種文字,出版了十四部著作,成為美國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憑的正是刻苦奮鬥、頑強不屈的攀登之誌。她說:“我碰到了不可勝數的障礙,跌倒了,然後我一次次堅強地爬起來,邁步上去……一次次奮鬥的結果都是一個個勝利,而沿著這勝利連接起來的雲梯,我就一定能到達那光輝的雲端,碧天的深處――我希望的絕頂。”有意誌才有毅力,才有力量,才有勇氣。
誌不強者智不達。人生最凶惡的敵人,就是他的意誌力的薄弱。有些青年朋友,在事業上淺嚐輒止,中途敗陣,往往歸咎於自己的才力不濟或者客觀條件的不允,其實,這正是意誌力薄弱的表現。英國劍橋大學蒙德實驗室有三座雕像,一是蒙德,二是盧瑟福,三是一條鱷魚。據說鱷魚有一種習性,就是隻知前進,不知後退,隻往前看,決不回頭。雕塑這條鱷魚雕像,就是為了讚揚前輩,啟示後人的。
“有誌者事竟成”,還肯定誌趣對成就事業的重要“能源”作用。誌趣是和意誌、誌向完美結合的。愛好、興趣、熱情,它是奮鬥者成功的強大的內在動力。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告訴人們:“熱情,科學是要求人們為它貢獻畢生的……在你的工作和探索中一定要有巨大的熱情。”科學家貝弗裏奇在《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中寫道:“最有成就的科學家具有狂熱者的熱情”,“從事研究的人必須對科學真有興趣,科學必須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被他視為樂趣和愛好。”科學家們的生活證明,他們對科學的確具有“狂熱者”的熱情。安培喜歡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結果把懷表當成石塊拋進海裏;愛因斯坦迷戀他的相對論,竟然把自己的住址忘掉,而不得不向房東掛電話;陳景潤看書撞在了樹上而詢問誰撞了他……這些對科學具有強烈的愛好、濃厚的興趣和迷戀的有趣故事,一直在科學界傳為美談。毫無疑問,這些科學家們對科學的愛好和迷戀之情,對於他們取得科學成就是起了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