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認識成才的環境、條件、機遇和天賦
人人都想成為強者，人人也都能成為強者，但實際上，在人生競技場上，真正稱得起強者的並不很多。
為什麼多數本來能夠成為強者的人並不能如願以償呢？強者和弱者到底有多大差別？又都有一些什麼樣的差別？
對此，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概而言之，有人認為強者或弱者是由環境和條件的差別造成的；有人更多地看到機遇上的差別；也有的人則從天賦的差別上找原因。到底哪一種說法正確呢？
我們先來進行環境和條件的比較。如果說，條件好才能成為強者，那麼，偉人出身卑微，窮得沒有飯吃，古今中外該有多少？美國著名總統林肯，幼時無力就學，一生在校念書不到兩個月；發明火車的史蒂芬當過報童，在煤礦裏做過苦工；電磁學家法拉第從未受過正規教育，13歲上街賣報，14歲到書店當學徒；丹麥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出身於窮鞋匠之家，生活貧困，10歲時就流落到哥本哈根街頭；我國“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留學巴黎，做過跑堂、理發店雜役、守電話的傭人等各種被視為下賤的活計，幾十次失業，有時餓得癱倒街頭；著名畫家李苦禪學畫，白天上學，晚上租洋車拉，最窮的時候，每天熬一鍋粥，冷後一分三份，每餐一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逆境這塊磨刀石，自古以來磨出了多少英雄豪傑！
如果說條件差才能砥礪強者，那麼，又有多少條件優越的人最終也歸於強者的行列呢？當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高居帝位，“朕即天命”，條件不是很優越嗎？元朝的成吉思汗，沙俄的彼得大帝，他們的赫赫業績難道能歸因於逆境的砥礪嗎？夏明翰世代官宦，彭湃家財萬貫，但他們都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這些都說明：條件優越的人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成為強者。
設備齊全、資料豐富、信息靈通、條件優越的高等學府，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出類拔萃的科技人才；而一無資料、二無設備、三無導師，完全靠艱苦自學而成才以至大有作為的也大有人在。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丁肇中，在世界第一流的實驗室裏取得了傑出的科研成果，而陳景潤身居6平方米的鬥室，靠幾麻袋稿紙也能成功地征服數學難題。由此可見，個人的發展固然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和條件的限製，但卻並不為它們所決定。對於人才成長來說，環境和條件的優劣各有其利弊：不利條件可以逼迫人們奮發而起，矢誌苦鬥，也可能使人自暴自棄，屈從命運；而有利條件既有可能使人耽於享受，也有可能使人珍惜優越條件，更好地發展和發揮聰明才智。因此，好的環境條件，差的環境條件，都可以造就強者，也可以產生弱者。
我們再來進行機遇的比較。有的人始終無所成就，不是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怨時乖運蹇。其實，強者並不都是運氣特別好的人。愛迪生發明電燈，僅燈絲材料的實驗就失敗了一千多次；法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凡爾納，第一部科幻作品投寄15家出版社都被退稿；法國作家莫泊桑，退稿的小說堆起來有一人多高；我國著名作家嚴文井，三次投考三次失敗；當代女作家竹林也曾三次高考落榜。但這些遭遇並沒有影響他們成為強者。有的人埋怨自己一直沒有被人發現的機會。曆史上固然有很早就被機會光顧的人，如諸葛亮在青年時代就被劉備“三顧茅廬”，請下山來，獲得施展抱負和才能的時機；但是也有的人直到老耄之年才得到機會，輔助文王、武王創建周朝的薑太公，不是80歲才“渭水遇文王”的嗎？但他和諸葛亮同樣彪炳史冊。自然，薑太公不是等到80歲才鑽研兵法，隻不過是80歲才被文王賞識，開始建功立業，跨向新的起點罷了。有的人在遇到生活的打擊以後，便顧影自憐，把自己看成不幸者。而癱瘓在病床上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卻以頑強的毅力寫出了輝煌的巨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震動了全世界；三分之二肢體失去知覺的張海迪，克服重重困難刻苦自學，為社會做出了貢獻，贏得了全國青年的尊敬和欽佩。有的人的成功，得益於某次機會的光顧，有著偶然的、巧合的因素，而有的人的成功，並非由於任何偶然的機遇，而純粹是長期奮鬥的結果。馬克思寫作《資本論》，前後30餘年；達爾文寫《物種起源》，22年完稿；摩爾根研究寫作《古代社會》，前後曆經40年；法布爾的《昆蟲記》花了30年工夫；歌德寫《浮士德》，前後60年之久，誰能說他們的成功是靠了某種機遇呢？縱觀強者的道路，機遇好的有，機遇差的也有，強者既非命運的寵兒，也不是為不幸者所專有。英國哲學家培根說得好：“一切幸運，並非沒有煩惱；而一切厄運，也並非沒有希望。”關鍵就在於你怎麼對待。
我們還可以進行一下天賦的比較。
人與人之間當然有著天賦的差別，但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很重。馬克思曾經說過：“搬運夫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他援引亞當?斯密的話說：“個人之間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遠沒有我們所設想得那麼大。這些十分不同的、看來是使從事各種職業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區別的才賦，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人們天賦上的差別對於個人發展當然也有一定意義，但它的作用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麼大。假如一個人的成就是先天注定的，那麼他還要努力幹什麼呢？如果一個人的才能是與生俱來的，那麼人生還有什麼發展可言呢？假如人的智力僅僅是大自然的產物，那麼我們又怎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呢？生理學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證明：人本無強弱高低之分，還沒有哪一個人有足夠的證據站出來說：一部分人肯定比另一部分人天生高明。
總而言之，在同樣的環境、條件、機遇和天賦之下，許多人成了強者，也有許多人則成為弱者，從這方麵去尋找造成強者和弱者差別的原因，你是得不到圓滿的答案的。那麼，造成強者和弱者差別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不妨再對強者們進行一下相同點的比較。凡是可以被稱之為強者的人，條件、環境、自身能力、機遇以及自身的努力等等可以各不相同，但他們卻會有其共同點，即：具有堅定的、頑強的渴望成功、積極進取的精神。而生活中的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也必定有一點相同：他們所缺少的正是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強者成功的條件應該是能力+努力+機遇，其中人的自身努力是占較大的比重的。
二、“有誌者事竟成”
立誌和成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這早已為古今中外的學者們所深諳。孔子認為匹夫不可奪誌；孟子認為誌為氣之帥；王勃主張窮且愈堅，不墜青雲之誌；蘇軾則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誌；巴斯德說立誌是事業的大門；愛迪生說偉大人物最明顯的標誌，就是他有堅強的意誌。可見，誌，對於事業的成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大學生朝氣蓬勃，富於理想，正處於立大誌、展宏圖的大好時期，搞清什麼是誌，立什麼誌，以及立誌與成事的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誌，是誌向、意誌、誌趣的總稱，它屬於人的意識範疇，但比一般的意識更具有指向性、目的性和能動性。人各有誌，誌具有多樣性。但無論怎樣千差萬別，它都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從根本上說來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因此，當人們談論誌或立誌時，都必須以客觀現實為出發點。
“有誌者事竟成”，首先是說，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一個明確的遠大的誌向。誌向就是刻意追求的目標或理想。目標明確，就能精力專注，用才華於“一處”，凝血氣於“一點”，從而較易取得成功。一個旅店服務員所以能寫成《旅店知識》和《北京飲食指南》，一個化驗工所以能被破格晉升為化學工程師，一個民間醫師所以能成為醫學院教師，一個裝裱工所以能寫出《中國書畫裝裱概說》專著……首先就在於他們目標專一而明確。如果當初他們誌向不明，目標不定，今天種瓜，明天點豆，東一榔頭西一棒子，那是定然不能取得成功的。
誌向有高雅與庸俗之別、遠大與低微之分，而成事，往往是誌向高雅遠大者。誌向遠大，能不為一時之得失而動搖，不為一己之私利而動心；誌向高雅者，就常有自知之明，成功能握分寸，失敗能知深淺，因而能常保旺盛的鬥誌和進取精神。宋代抗金名將嶽飛，在金兵入侵的動亂年代，立下直搗黃龍，“還我河山”的大誌，因而當宋高宗要為他建宅立家，以褒獎他的赫赫戰功時，他能以“金兵未滅，何以為家”而辭謝，始終征戰沙場，矢誌報國，屢敗金兵，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建立了奇功。然而，階級社會中的傑出人物的誌向總是有局限的，真正具有遠大誌向，而且這個誌向又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是無產階級傑出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這樣的光輝典型。由於他們立下了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偉大誌向，青年時代就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激流中，並以驚人的毅力和才智，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革命理論，終於創立了光耀千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指明了方向。正如斯大林說的：“偉大的精力隻是為了偉大的目標而產生的。”沒有偉大的目標和誌向，既不會有偉大的精力，更不會有偉大的成功。
不同階級的傑出人物，雖然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所立的“大誌”在性質上也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曆史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確有共同之處，那就是立誌為本階級的利益去獻身，為正義的事業去奮鬥，而遠大的誌向正在於此。
“有誌者事竟成”，其次是指：一個人必須有堅忍不拔的意誌，才能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有所創造。人生的道路不平坦，事業之路更崎嶇。自然界的荊棘，社會上的人言，學業上的失意，工作中的挫折，邪惡的暗算，習慣的攻擊，客觀的災難，主觀的障礙，把事業之路裝點得無比崎嶇而風險。如果望而卻步，或者剛跨上幾步，就被險境嚇得兩腿彈琴，那是斷然沒有什麼成功可言的。海倫?凱勒自幼五官三廢，成為一個置身於黑暗和寂靜世界的聾盲人，能夠奇跡般地學會英、法、德、拉丁、希臘五種文字，出版了十四部著作，成為美國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憑的正是刻苦奮鬥、頑強不屈的攀登之誌。她說：“我碰到了不可勝數的障礙，跌倒了，然後我一次次堅強地爬起來，邁步上去……一次次奮鬥的結果都是一個個勝利，而沿著這勝利連接起來的雲梯，我就一定能到達那光輝的雲端，碧天的深處――我希望的絕頂。”有意誌才有毅力，才有力量，才有勇氣。
誌不強者智不達。人生最凶惡的敵人，就是他的意誌力的薄弱。有些青年朋友，在事業上淺嚐輒止，中途敗陣，往往歸咎於自己的才力不濟或者客觀條件的不允，其實，這正是意誌力薄弱的表現。英國劍橋大學蒙德實驗室有三座雕像，一是蒙德，二是盧瑟福，三是一條鱷魚。據說鱷魚有一種習性，就是隻知前進，不知後退，隻往前看，決不回頭。雕塑這條鱷魚雕像，就是為了讚揚前輩，啟示後人的。
“有誌者事竟成”，還肯定誌趣對成就事業的重要“能源”作用。誌趣是和意誌、誌向完美結合的。愛好、興趣、熱情，它是奮鬥者成功的強大的內在動力。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告訴人們：“熱情，科學是要求人們為它貢獻畢生的……在你的工作和探索中一定要有巨大的熱情。”科學家貝弗裏奇在《科學研究的藝術》一書中寫道：“最有成就的科學家具有狂熱者的熱情”，“從事研究的人必須對科學真有興趣，科學必須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被他視為樂趣和愛好。”科學家們的生活證明，他們對科學的確具有“狂熱者”的熱情。安培喜歡邊走路邊思考問題，結果把懷表當成石塊拋進海裏；愛因斯坦迷戀他的相對論，竟然把自己的住址忘掉，而不得不向房東掛電話；陳景潤看書撞在了樹上而詢問誰撞了他……這些對科學具有強烈的愛好、濃厚的興趣和迷戀的有趣故事，一直在科學界傳為美談。毫無疑問，這些科學家們對科學的愛好和迷戀之情，對於他們取得科學成就是起了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