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算術緊密相關的經濟領域，徽州還有一位人物，在濟世措施上所表現出的睿智，引起國外經濟學家的注目。他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及的唯一中國人——王茂蔭。王茂蔭，1798年誕生於歙縣南鄉屺梓裏一個徽商家庭。義成村這套房子，是他暮年返鄉時買下的。王茂蔭少年入私塾，曾就讀於歙縣城紫陽書院。先後中了舉人與進士之後，一直在戶部任職，直到50歲以後才擢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成為清廷主管財政貨幣事務的官員之一。王茂蔭任京官前後達30年，曆道光、鹹豐、同治三朝，不攜眷屬隨任，一人獨居徽州會館，以兩袖清風、直言敢諫聞名。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孫樹霖)王茂蔭做官很清廉，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直住在北京的歙縣會館，後來有一段時間住在什麼廟裏。但是他一直沒有帶家眷，吃飯就在會館裏麵吃大眾的夥食，所以他一直到最後去世的時候，他家裏沒有任何東西，除了買了一幢房子以外，沒有任何更多的財產，為官是很清廉的。
關於王茂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王茂蔭在當時已經有了強烈的現代經濟和貨幣觀點。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孫樹霖)在紙幣與金屬貨幣之間的聯係，他雖然沒有達到科學認識的程度，但是他已經在這個道路上前進了一步。王茂蔭雖然也屬於貨幣金屬論思想，但是他沒有被貨幣金屬論的框框所限製，他前進了一步。他已經感覺到或者是模糊地猜測到金屬貨幣跟紙幣之間有某種聯係。所以他一再主張紙幣發行要限製數量。一旦不限製數量造成通貨膨脹以後，他主張兌現。
在清鹹豐年間，王茂蔭旗幟鮮明地表達過自己建設性的意見。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孫樹霖)他有很重要的兩句話，“官能定錢之值，不能限物之值”；“錢當千、民不敢以為百，物值百、民不難以千”。這句話擊中了貨幣名目論一個很重要的要害，貨幣名目論的要害就是混淆了價格標準和價值尺度的這一關係，這個批判是非常精彩的。
從對於經濟以及貨幣的理解上，可以看出王茂蔭已經具備當時世界先進的貨幣和經濟觀念。
王茂蔭就這樣榮幸地走進了不朽的恢弘巨著，這是徽州人的光榮，也是中國人的光榮。對於這些影響著中國曆史的人物，徽州人一直是有著濃重的感情的。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兩句詩，用來形容徽州是再確切不過了。從朱熹到戴震，從程大位到王茂蔭，可以看出，彈丸之地的徽州對於中國曆史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甚至在某些方麵決定了中國曆史的走勢。這是徽州不可磨滅的榮光。
十七 不朽丹青(上)
在古徽州，寺廟宗祠、樓台歌榭、官邸民宅、商鋪酒肆，到處有字畫。三雕藝術的形成也離不開字畫，琳琅滿目的妙筆丹青與金石雕鏤，充分地反映了徽州文化的燦爛輝煌。當然，書畫繁榮昌盛的重要因素首先應歸功於徽商，是徽商為書畫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厚實的經濟基礎，為書畫藝術打開了通往山外的大門。
徽州的確給無數人以夢想，而夢想則是文學藝術的原動力。在瑰麗山水的映照之下，徽州曆代文學家和畫家層出不窮，尤其是畫家，更如過江之鯽。
有人曾統計過，僅明朝萬曆年間到清朝乾隆初年，在新安區域，就曾湧現出來300多位畫家。不單單在數量上，徽州所產生的一些畫家，或者與徽州有著關聯的一些畫家，應該說在中國繪畫史上，都有著相當高的地位。
徽州本地畫家比較著名的是“新安畫派”。
新安畫派出現在明末清初，以徽州本地畫家為主體，以黃山白嶽及徽州山水為創作的主要題材，畫風追求清逸簡淡，意境崇尚幽遠冷峻。關於“新安畫派”的創始人，後人比較認同僧人漸江。漸江俗名江韜，出家後法號弘仁，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出生於歙縣桃源塢。在歙縣中學的運動場邊，有一塊石碑，上麵刻著“僧漸江宅若米舫遺址”，若米舫是漸江的族弟也是他的學生江注的畫室，江注的家就在歙縣東關桃源塢。漸江自幼愛好書畫，一直不婚不宦，潛心於作畫，20餘歲，就頗見功力，已在文友間作畫酬答了。38歲出家，其原因一半是對時政的鄙視，一半是為了清靜地作畫。為了繪畫，他雲遊各地，返回故裏後，便住進了寺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