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大是大非之分，是和孔孟之道、儒家學說的教導，是和說唱彈詞、演義小說的熏陶，是和曆代統治者把忠君與愛國相提並論的提倡，是和愛國捐軀的仁人誌士、殺敵禦侮的英雄豪傑的榜樣力量而產生出來的，因而，在中國，即使個別人士，發出為周作人粉飾的“好漢奸”論，決不會有市場。與多洛絲哈根的作品，不怎麼引起人多麼叫好的原因一樣，除了對這種小小不言的懲罰，不看得那麼重要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尤其普通的中國人，不大肯原諒附敵者和通敵行為。
有鑒於此，一些為周作人辯解的文字，也隻能閃爍其詞，可讀者不是傻瓜，誰能不解其中三昧呢？讀罷一些奇談怪論之後，除了深感新時期言論自由、思想解放之外，惟有瞠目結舌而已。而造這種輿論者，都是飽學經綸之士，對他們金身重塑周作人的努力，所為何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作人的著作，幾乎沒有什麼不曾出版的了，著實讓出版社足足地撈了一把。如果，“好漢奸”論繼續發展下去，估計再過若幹年，周佛海的言論，汪精衛的詩集，以及他在河內發出的那通曲線救國的“豔電”，也會付梓。銷路不一定會壞，讀者即使出於好奇，也會掏錢購一本來看的。
我一直想，難道持“好漢奸”的論者，真是患了健忘症，怎麼能忘記了南京的大屠殺，重慶的大轟炸，冀中的大掃蕩，“九一八”沈陽的火光，“八一三”上海的炸彈，東北的細菌部隊，平原的“三光政策”……就在周作人當督辦之日，也是《四世同堂》裏描寫的北平人受苦之時，我不知道他這個漢奸，與老舍先生筆下寫出的醜類，為日本鬼子做事的大赤包、寇曉荷，有什麼根本的差別啟功先生講到齊白石先生的軼事時，說他“在出處上是正義凜然的，抗日戰爭後，偽政權的‘國立藝專’送給他聘書，請他繼續當藝專的教授，他老先生在信封上，寫了五個字‘齊白石死了’原封退回”。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大節所在，也是中國文化人脊梁精神的體現，要大家都是鼻涕蟲，軟成一攤泥，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可言？白石老人將這封聘書璧回那陣，說不定正是周作人以偽督察官的身分，光臨沙灘北大紅樓視察吧！這就是說，在淪陷了的北平，既然可以如齊白石退聘，可以如梅蘭芳蓄須，那麼說明當時周作人，也可以不必像大赤包，像寇曉荷那樣向日本侵略者搖尾乞憐的。
也許周作人附敵，自有他的曲隱，但一旦認賊作父，做了漢奸，便無所謂好壞可言。但忽然於近年來成為一座富礦，成為某些淘金者的熱點，實在令人驚詫。我想，除了商業動機外，還有其他較為複雜的心理，夾雜其中。譬如對文學上的純以政治標準考量的絕對主義；譬如對某種文學樣式；某種文學流派的特別提倡；譬如對文學的急功好利忽略文學自身規律的傾向；譬如在評價一個作家時的以文衡人或以人廢文的狹隘和偏頗等等，遂形成某些人的逆反心理。你認為香的，我偏以為臭；你認為臭的，我偏以為香。周作人，恰巧是一張可以打出手的牌。
於是，就出現了近年來文壇的一出出活劇，不把魯迅先生拿了來當靶子，糞土一番，糟蹋幾句，就顯得自己不新銳，跟不上風氣了。反之，不搖頭晃腦，褒美一陣知堂老人，《談龍》、《談虎》如何衝淡呀，《苦茶》、《苦竹》如何清澀呀，就覺得自己很土鱉了。這樣，大有將這個“好漢奸”推崇到“宣付國史館立傳”的高度。一邊努力貶低，一邊拚命抬高，便成學界時尚。香者不香，臭者不臭，本就很不正常，而到了香者很臭，臭者很香這一步，除沮喪於人心險惡外，夫複何言假如魯迅先生穿越時空隧道，來到世紀末的文壇，對於自己由碧落而黃泉的行情，快要到跌停板的程度，也會感到莫名其妙的。而到阜成門內八道灣的舊宅看看，他的老弟，卻正在牛市狀態之中，一路攀升，狂飆不已，世道如此，恐怕也不知說什麼好了。說實在的，在這場歇斯底裏的詆毀中，年紀輕的，說上幾句不三不四的話，量也不必介意。而一些學富五車，懂得中國過去與現在的人物，也閉著眼睛在那裏瞎三話四，將這種揚此抑彼的拙劣把戲，玩得十分起勁。對這種類似在《故事新編》的《補天》中，站在女媧肚子底下，兩腿之間的“咿咿嗚嗚”的人物，我估計魯迅先生會抱著“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的心態，掉頭不顧而去。
“好漢奸論”的出現，可算近十年來的文壇怪現象之一。
周作人在現代文學中的位置，是不會被抹煞的，正如今天我們還在讀明末清初的文壇大腕，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周亮工、侯方域的作品，並且叫好一樣，這是將這些貳臣的人品，像鏡頭似的加以虛化了以後的結果。但絕不能由於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他就不再是漢奸，不再是很壞的漢奸，而是好漢奸了。所以，“二戰”五十多年後，多洛絲哈根的作品，與甚囂塵上的“好漢奸論”，確實是耐人尋味的一種新的價值取向。
偶翻舊時資料，上刊一則有關周作人的消息，原文照抄如下，以餉讀者，或許有助於人們對真實曆史的認識。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殺奸團槍擊不抗日的文人周作人。事前，經過北平抗團宋顯勇等人的調查，了解到周作人就住在北平清華園內。1月4日，李如鵬和趙爾仁攜帶武器，以學生的名義去拜訪他。這是一所四合院，當周作人走出北房下台階時，李如鵬掏出槍向他開火，周作人應聲倒地，周的保鏢撲過來捉拿李如鵬，趙爾仁見狀又向保鏢開了兩槍，將其打倒，兩人迅速撤離。事後才知道，周作人未死，子彈正打中他的腰帶硬物上，保鏢當即身亡。”
來自津門的抗日勇士，給予周作人的打擊，要比那些與法西斯“私通”的婦女所受到懲罰要重。削發刺額，至多皮膚的傷痛，而從手槍中射出的子彈，卻是要他的命的。我不知道中國的多洛絲哈根，會不會在將來的某一天，為周作人所遭受的這次差點送命的懲罰，而寫出一篇為之鳴不平的作品來一次清算的反清算呢？
也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