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老實話，我覺得大作家薩特，無須大驚小怪，假如他的鄰居，是一個這樣身分的女人，德國鬼子進來出去，他作為一個法蘭西人，會感到開心嗎？
隨後，我在電話裏問了幾位作家和幾位非作家，詢問他們對於這則報道，這個鏡頭，以及當時西方民眾的粗暴做法，有些什麼看法，是不是也像薩特那樣驚呼出乎我意料的，所有人的反應，都相當平淡。一位非作家的前中學校長，“哼”了一聲以後，大不以為然地反問我“在‘文革’當中，這種將頭發剪掉，予以示眾的刑法，我還親身領教過的呢！至今被薅的頭發，還留下疤痕呢！也不就這樣了嗎”接著我又問，如果，萬一，有人認為漢奸有好的，你怎麼看來，中國人和外國人看事情，談問題，著重點是很不相同的。外國人把臉上刺上恥辱標誌，比之與侵略軍睡覺這件事本身，還要在意些。中國人，認為當漢奸，是罪不可贖的，而受一點應該或不應該受的懲罰，時過境遷，往往不太在乎。削去女人頭發，以示懲誡，從多洛絲哈根的書和薩特的驚呼，證實外國人當回事的事，而在中國人的眼中，就不大當回事。
她的回答倒也幹脆明了：“別扯淡了。”
因為，外國自中世紀以來，文明漸進，野蠻稍寢，削發、刺麵的髡刑與黥刑，已不存在。而在我們這個文化古國裏，將頭發剃掉一半，或在頭發中間，像犁地似的豁開一條溝，這種官方用，民間更用的刑法，從宇宙洪荒，到十年“文革”，斷斷續續，從未絕跡過。紅衛兵還想出一個挺富黑色幽默意味的名稱，叫作剃陰陽頭。這種懲罰一旦成了家常便飯，中國人自然“虱多不癢，債多不愁”。羞辱多了，也就“死豬不怕開水燙”，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呢！
這女校長奇怪我征詢她對這篇文章的意見，當即幽我一默：“你當過右派，在‘文革’中，沒關進牛棚，沒給你剃度過”說實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點忘了個幹淨，可見“好了瘡疤忘了疼”，是我們許多人從心靈深處特別賤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絲哈根的書中，那種對於羞辱懲罰的敏感，我們中國人是不能體會的。
這或許正是東西方人的差異之處，凡著意於人身的侮辱，凡損及到人格的尊嚴，外國人敢跳出來，下帖子邀請對手，到郊外樹林子裏去決鬥；普希金就一輩子與人決鬥，一言不合，便掏出槍來，最後他終於死在決鬥中。而中國人，一旦碰到無法咽下這口氣的時候，雖然有十分豪壯的成語，“士可殺而不可辱”，把脖子梗起，把腦袋抬起，但真打算作殊死一戰，來個魚死網破者，極少。大多數到了非低頭不可，不低頭就殺頭的那一步時，通常也就苟且偷安了。好在這時候，在漢語言裏另一句差堪自慰的成語，“忍辱負重”，又能派上用場。
逆來順受，是從有皇帝那個時代，就漸漸成了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剃個陰陽頭算什麼，又不是我一人被剃，剃了也不是不能再長，即使不再長出來，又如何，人又不是為頭發活著。一個民族的語言，多少能表現出一點民族性。“好死不如賴活著”，不曉得外國是否也有類似的民間諺語？這七個字，可以說概括了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人生哲學。
我記得，“文革”中的那一天，被拘押到批鬥現場的，誰也沒有發出驚呼，誰都把腦袋乖乖地伸出來，等候剪子、推子的光臨。慶幸的是那天批鬥時，比我更該“剃度”的“走資派”，也多了些，小將們急著往台上押解，不知哪位造反大佬發話：“算了算了，小八臘子就免了，台上也站不下，讓他們滾蛋！”於是我抱頭鼠竄而歸。當然，免剃者我，摸摸頭發尚存，竟有獲得保全首級的僥幸感。但我環顧左右，同在牛棚裏的其他被剃度者。也不因為失去頭頂的半壁江山，而痛不欲生，而氣衝牛鬥，照吃照喝照睡不誤。多洛絲哈根描寫的兩個男人按著，兩個男人推剪的場麵，對我等久經滄海的“老運動員”來說，司空見慣，肯定不在話下的。
薩特驚呼，因為他是西方人，因為他崇尚人道主義，因為他在那個具有一定文明素質的社會裏，中世紀的野蠻行徑，早被資產階級革命掃進曆史的垃圾堆，盡管他在“二戰”期間，曾是法國地下抵抗運動的一員，或許他也並不能寬容這些與法西斯“私通”的婦女，但決不會與憤怒的民眾同仇敵愾，因之，他不讚成這種削發刺額的私刑，不支持民眾回到聖女貞德那個時代，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文明精神，無論如何，人類已經進展到二十世紀。
現在回過頭去，如果作一番學究式的探討，紅衛兵在批鬥會上采用的戴高帽子、掛大牌子、剃陰陽頭、遊街示眾等等手段，在近代，隻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湖南農民鬥爭地主時用過，再早一點，滿清入關，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鎮壓漢人時用過。這些早進博物院的老古董，想不到“文革”初期，重新被“革命小將”們揀拾起來，作為武器，懲治牛鬼蛇神。毛主席發動“文革”，其中有一條是破除“四舊”，但在懲罰所謂牛鬼蛇神的內容與形式上，“革命小將”卻十分具有複古精神，將中國古老刑法文化中最陰暗的私刑製度，又恢複過來。
更有趣的，小將們無師自通地從舊時代汲取靈感，包括批鬥會的會場布置，借鑒京劇《三堂會審》的安排站位，審問訊刑“走資派”的措施，受到十殿閻羅對付死鬼的啟發，戴帽掛牌，檻車解送，絕對是公案武俠小說的影響所及，剪一半，留一半的陰陽頭，則是加以變化的古代髡刑，至於在被揪鬥者臉上用墨汁打叉，則純係《水滸傳》裏高俅對付林衝的手段。這統統屬於四舊的舊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披上革命的合法外衣，竟成了被允許，被鼓勵的，帶有政府行為性質的民間刑法，不能不說是對“文化革命”的極大諷刺。
這樣，中國人，包括我自己，長期被官方的、民間的這個運動，那個運動，這種懲罰，那種處理，一會兒敵我矛盾，一會兒人民內部矛盾，折騰到心如古井，波瀾不興。因此，德國女作家寫的這本書，在西方也許叫座，未必會在中國產生什麼轟動效應，是可以預料的。
三
為什麼不會叫座，還要從中國讀者的心理狀態來考量。一方麵，古代中國酷吏之多，法網之密，株連之廣，刑法之嚴，弄得老百姓不知何時就會捉將官裏去，因此對於任何或輕或重的懲罰，已經到了麻木的程度。另一方麵，值得奇怪的是，在“國家”這個問題上，在有關“氣節”或者“大節”的關鍵時刻，中國人又常常表現得並不含糊。
在外國，一支軍隊若被包圍了，它絕不會頑抗到底，也不特別提倡與陣地共存亡，必須打到彈盡糧絕，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自己。他們通常的做法是這樣：隻要眼看援軍一時半時來不了，便搖著白旗，放下武器。多洛絲哈根認為那些婦女，與德國人“私通”，無可厚非。中國人則不然，大敵當前，隻能循“馬革裹屍”、“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寧死不屈”這類古訓行事，所以，才有投江跳崖的可歌可泣的壯舉。關雲長在土山，打不過曹操，隻好投降，是他一輩子被人詬病的汙點；蘇武牧羊十九年，人們編了歌子來唱，是由於他的不屈不撓；文天祥寫《正氣歌》，“留取丹心照汗青”，編進教科書，千古傳誦，就因為他犧牲的那一刻，也要麵向故國。所以，中國人當然也不會是全部，否則，漢奸從何來的多數人心中，那種“漢賊不兩立”的精神，總是很當一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