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始終是一個具有鋒芒的批判者，他把握住文學的這支最主要的武器，雖然“他是教會的聖職人員，但對宗教的偽善、橫蠻、貪婪、腐敗及其負麵影響的攻擊卻不遺餘力。他也不放過政治圈內和社會裏頭人、事、物的不義與醜惡”。因此，他在非故事性的論著中，更有許多“下筆明快之外有時更不乏犀利”，“幽默諷刺意味相當濃厚”的文字。他說過他的《格列佛遊記》在於：“使世人煩惱，而不是供他們消遣”，他主張文學家應像蜜蜂一樣博采古今精華，製成蜜和蠟，為人類帶來“甜蜜和光亮”，而不是一麵自吃自吐、肮髒無益的蜘蛛網。所以《格列佛遊記》的生命力至今不衰，一方麵是他創造力的迸發，另一方麵也是時代的賜予。
其實，李汝珍的內心世界，並不比斯威夫特差池到哪裏去，但時代對於他的局限卻遠過於斯威夫特。作為道光年間的一個皓首窮經的儒生，一個早年曾任治黃衙門的小官，一個不能不循規蹈矩、甚至還要道貌岸然的中國人，即使這些微的突破，也是件艱難的事情。李汝珍在書中展開那一點點非正統的想象，敢於說出一句或者半句絕不是聖上提倡的話，也就難能可貴。譬如他主張男女平等；譬如他反對迷信；譬如他對八股文、科舉製度的歧議；譬如他希望真誠，對假道學、偽君子深惡痛絕等等，都是與大眾徑庭，甚至是犯忌的見解。平心而論，你我要是生在大清道光年代，說不定連個屁也不敢放的。這也是我們無法向曹雪芹，向施耐庵，向李汝珍，向所有的前人要求更多的隱衷所在。
在文學領域裏，能夠具有遠見卓識的作家，也許並不少，但是有勇氣突破時代局限的作家，終究是不多的。而能夠在壓力和限製下寫出極致的頂尖作家，那樣的天才和大師，在一部文學史上也是數得過來的。因此，聯想到時下一些動輒指責前人軟弱、窩囊、怯懦、卑劣的“英雄好漢”們，大可不必求全責備，恐怕是最起碼的唯物史觀了。
站著說話，不嫌腰疼；事後張目，不算英雄。要不然，你單兵出列，做一個示範的樣子，讓大家瞅瞅。
不過，上帝給了風華正茂的人一張說大話的嘴，也就隻好聽他們信口雌黃了。稼軒詞曰：“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斯威夫特也說過：“如果從年輕之日開始，把自己對愛情、政治、宗教、學問等意見全部登記下來，到老年的時候，入眼的會是一大堆何等樣的前後抵牾和自相矛盾。”然後，必定如他所說的那樣：“智者用他一生的後半段治療他前半期所養成的愚昧、偏執和錯見。”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斯威夫特所說的這些，“遠見是一種藝術，能發現那些不能看見的事物”也還值得玩味。恐怕與毛主席詩雲“風物長宜放眼量”，大致精神是相通的。若是從鼻子底下一畝三分地解放出來，無論對人對己，還是對事對物，都能夠把目光放遠一點，時代給我們多少，我們就充分用夠多少，不斤斤計較於過去，不錙銖必較於現在，肯定會茅塞頓開，豁然開朗，而有所發現，有所收獲，肯定會寫出自己的極致。若雞毛蒜皮，沒完沒了的話，恐怕就要陷入畫地為牢的怪圈之中。但光陰似箭，時不我待，藝術生命不是一張可以無限透支的信用卡，一天到晚，如東坡先生所形容的那樣，“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那才是對不起自己的極大浪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