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細細品玩，《格列佛遊記》是毫無疑義的世界級作品，而《鏡花緣》即使在中國古典文學寶庫中，也不可能與《紅樓夢》等四大名著並肩媲美，這其中頗有耐人思索和令人喪氣的地方。
應該說，李汝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人，第一，他具有高深的文化修養，絕非那些牆上蘆葦、山間竹筍、賣狗皮膏藥和大力丸者可比，魯迅稱他“於學無所不窺”，我想我們當代作家能當此評價者，幾乎是鳳毛麟角。他所洞悉的那些學問，有的已經失傳，連他同時代人都未必了了，何況我們這些淺薄的後輩。第二，更令人讚歎的，是他能在那樣一個閉塞禁錮，禮教束縛，文網羅織，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封建社會裏，居然臆造出君子國、女兒國等等充滿無比想象力的，對冬烘先生、道學之徒來說，純係無稽之談的神話故事，實在稱得上是一種啟蒙意義的行為。值得欽佩的倒不是他善於幻想的能力，而是他的勇敢精神。對由盛世而走向衰敗的清政權來說，虛弱到已經經受不住任何離經叛道的思想，恨不能將老百姓束縛得像僵蠶一樣，除了官方規定的一種聲音外，任何浮想聯翩的文字，都被視為異類。不但非禮勿聽，還要非禮勿想，既不許有錯誤的思想，也不許有正確的思想，要不然，就很難理解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如此被深信不疑。所以，李汝珍能跨出這一步，告訴他的讀者，天外有天，世外有世，有皇帝力量達不到的所在，有誓不回頭願終老於域外的先行者……這種鼓吹開放、走向世界的精神，在閉關鎖國的時代，著實是難能可貴的。
但他終究是在中國文化土壤上成長的知識分子，難免有其先天的不足，和依附於強力階層的軟弱。“知識分子”這個詞彙是五四運動時期，從英文Intellectual翻譯過來的，在古漢語中隻有相類似的“士”這個單字。而一代一代的“士”，雖是中國文化血脈薪火相傳的主力，但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對於稱之為“士”的這些人，從來十分敏感。像燙手山芋一樣，扔也不是，拿也不是。尤其忌畏那些啟迪民智的作家與詩人，是須臾也不敢放鬆警惕的。皇帝通常采取的辦法，倒也簡單，和對待地裏的蘿卜白菜差不多，要是你按我的意思長，成為禦用文人，給你吃香的喝辣的；要是你不按我的意思長，對不起，倘在地頭邊角，不怎麼礙事，也許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若是成勢連片，形成氣候，有可能給統治者帶來麻煩時，好則薅掉枝葉，孬則連根鏟掉。那些不大肯馴服的“士”，要是不想成為文字獄的對象，就必須懂得謹言慎行的必要性。
於是，我們也就知道李汝珍的腳步，到底能走得多遠了！
大清王朝這塊土壤，和提供給那個都柏林人的英國早期工業革命的社會基礎不同，資產階級革命衝破中世紀的黑暗，使斯威夫特擁有的思想自由度和對社會的批判權利，要比李汝珍不知大多少倍。這部《鏡花緣》才跨出去不太堅實的一步，剛剛開始對封建禮教的批判，甚至還沒有拓展開來，那靈魂中的憲兵就站出來，叫他止步，很快就一臉正經地收兵了，又回到三綱五常的正統中來。首鼠兩端，虎頭蛇尾，寫到最後，也就隻有莫名其妙，而不知所雲了。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責備他，也沒有理由要求他和斯威夫特一樣，不是他沒有遠見，而是不敢遠見，這也是文網如磐下所有中國文人的悲劇。要命是第一位的，成為欽犯，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如果查一查梁山泊忠義堂前的那塊碣石，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中間，稱得上為“士”的好漢，在眾英雄中是很少數。因此，回想自己少不經事讀《紅樓夢》時，很難理解曹雪芹為什麼老是念叨皇恩浩蕩，老是表態不敢犯上作亂。而如今當我年逾花甲，也經曆了一番人間沉浮以後，才悟到這正是舊時文人之可憐可悲之處。之所以具有這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精神狀態，就因為懷著弄不好要殺頭的恐懼呀！如果曹雪芹沒有這種時代的局限，沒有心理上的障礙，能夠汪洋恣肆地寫去，那麼我們現在讀到的，將不知是一部怎樣輝煌的《紅樓夢》。李汝珍的《鏡花緣》雖然填補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空白，但非常遺憾的是：它的二等品的文學評價，是無法與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相比擬的。不是李汝珍的錯，而是這塊文學土壤太過於板結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