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隻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裏稱也。馬之千裏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千裏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裏之能，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裏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這裏韓愈是用伯樂與千裏馬比喻賢臣難遇明主，而抒其不平之氣。文章具有逼人的氣勢，通暢的文辭，精煉簡潔的語言和形象的比喻，是他的具有高度藝術成就的散文代表作。
在《雜說》裏，還有《說龍篇》、《說馬篇》、《獲麟篇》等，是借助龍、馬、麟的遭遇，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和窮愁落寞的情懷。寓意委曲深致，構思精巧縝密，對後世散文產生了很大影響。
韓愈的某些祭文和序文，如《祭十二郎文》、《送李願歸盤穀序》、《送孟東野序》等，都是優秀的文學作品。裏麵具有詩一般的語言，形象的描寫手法，把抒情、敘事、議論冶於一爐，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祭十二郎文》，抒寫了對亡侄的沉痛感情，曲折真摯，感人肺腑，被後代人譽為祭文中的千古絕調。《送李願歸盤穀序》，鄙視當時聲威顯赫的官僚，嘲笑追逐勢力的官迷，讚美品行高潔的讀書人。文中語調鏗鏘，情緒激昂，氣勢充沛。韓愈寫道：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作者僅用廖廖幾筆，寫盡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向上爬的可憐可鄙的醜態。
古文運動另一健將是柳宗元（773—819），他是河東人，貞元九年（793）進士。曾任縣尉、監察禦史、員外郎、刺史等職。由於參與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被大宦官迫害，貶為永州司馬。他在永州生活了10年之久，後調任柳州刺史。這兩個地方都是邊遠地區，荒僻貧困。柳宗元在這樣的生活磨煉中，並不妥協屈服，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其優秀品質，懷著鬱憤，孤獨地死在柳州，僅僅活了47歲。
元和元年（806），柳宗元離開首都以後，以文章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他竭力主張文章的內容必須“明道”，所謂“明道”就是宣揚正確的思想或主張。作品的思想內容必須通過辭藻形式來表達，而辭藻形式又要服務於思想內容。文章如果單純講求形式，隻追求辭藻的華麗，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在柳宗元以前，社會上流行著駢體文，他堅決反對這種文體。柳宗元以“明道”為己任，認為文學的功能在於“褒貶”和“諷喻”，寫文章就是為了對美好的事物進行歌頌、宣揚，對醜惡的東西加以批判諷刺，從而賦予他的“明道”主張以具體的內容。這在客觀上不僅反對了文學中的形式主義、煩瑣主義，而且進一步明確了文學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學和社會政治生活緊密聯係起來。
在封建社會，《五經》是社會公認的經典著作，是學習的典範。柳宗元認為，要寫好文章，必須以《詩》、《書》、《禮》、《春秋》、《易》為本，並參考《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史記》等書，以吸收融合它們的各種優點。
柳宗元不僅宣揚古代散文，而且寫出了大量優秀作品。在他的文集裏，保存著很多論文，闡發了他的哲學和政治思想，並通過對社會現象和曆史事實的剖析，譴責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提出作者自己的見解。如《六逆論》一文，深刻地分析了現實社會的貴賤問題，揭露了“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的世俗觀點，反映了社會矛盾。在《封建論》中，一方麵指出分封製的產生在於“勢”，並不是天意或聖人之意，肯定了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麵作者解剖了分封製度，批判了“繼世而理”的世襲世祿製度造成“不肖居上，賢者居下”的畸形狀態。柳宗元利用《封建論》借古喻今，斥責豪門地主對政權的壟斷，並有力地抨擊了藩鎮割據。柳宗元這些散文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強烈的戰鬥性，這是柳文主要成就之一。
古文運動是直接繼承先秦兩漢優秀散文傳統的，柳宗元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最出色地繼承和發展了這個傳統。他的諷刺散文，把先秦諸子散文僅作設譬之用的寓言片斷，發展成完整的更富於文學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種獨立的文學地位。不僅如此，柳宗元還在寓言中帶進更為深厚的現實內容，使之能成為具有戰鬥特色的諷刺文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戒》，文中借驢、麋、鼠三種動物的故事來諷刺那些或位寵而驕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並指出他們自取滅亡的下場。《黔之驢》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