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杜知府的說法，我不敢苟同。我知道，按照他說的去做，不至於得罪權貴，有利於仕途上進。可是，那樣有悖於法理，有昧於良心。我不願放棄自己的原則，又不能改變上司的裁決，這樣難免與杜知府發生矛盾。在處理某民女遭豪門惡少強暴致死一案上，我與杜知府發生激烈衝突。依照案情，我認為應當處死惡少。杜知府卻以該少爺係吏部某大臣外甥為由，故意篡改犯罪事實，企圖為惡少開脫。據我了解，這惡少有親戚做京官，但不是吏部大臣，杜知府可能接受人家的賄賂，才打出吏部大臣的招牌來壓製我。對此，我毫不客氣地告誡杜知府：別拿吏部大臣來壓人，王法麵前人人平等。就是王子犯法，也得與庶民一樣治罪！杜知府當即指責說：你這是奇談怪論，不符合聖人關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禮義。我不以為然地反唇相譏道：不要借聖人之言掩過飾非，再說聖人的話不一定句句在理。身為朝廷命官，不守法度，徇私舞弊，這樣愧對百姓，有負聖恩，危害國家……對於那件冤案，不管我怎麼抗爭，最終還是杜知府說了算。在掌握杜知府貪汙受賄的證據之後，我毅然向朝廷上奏，彈劾杜知府貪贓枉法。可是，我的奏本送上去，並沒有引起朝廷注意，反而轉入杜知府手中。與此同時，杜知府也向朝廷奏本，給我羅列不少罪名，朝廷很快派人下來查證，給我扣上似是而非的罪名：其一，詆毀聖賢之言；其二，誣告上司貪贓枉法；其三，攻擊朝廷，危言聳聽。就這樣，我淪為階下囚，刺配沙門島。
在前往沙門島的路上，經過飲馬川時，冷不防冒出了綠林好漢，把押送我的兩個公人殺了，讓我上山寨入夥。火眼狻猊鄧飛、白玉幡竿孟康讓我年長，推舉我做山寨之主。從此以後，我便告別官場，奔波江湖，體驗起另一種生活。當山寨之主，使我擁有很大自主權，可以依照自己向往的樣式改造山寨。換句話說，我打算把飲馬川建成陶淵明式的桃花源，柏拉圖式的烏托邦。為此，我首先頒布一整套規則，要求所有頭領和嘍囉遵照執行。起初，兄弟們覺得別扭，但漸漸地就能夠適應了。這樣，兄弟們改變了草寇習氣，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比如打家劫舍，過去不分青紅皂白，什麼人家都搶，什麼過客都劫，嚴重影響山寨聲譽。如今有選擇地進行打劫，基本上不侵害老百姓。此外，我讓一部分嘍囉開荒種地，可以提高自給能力。不過，隨著我們的隊伍歸並梁山泊，我的飲馬川試驗宣告結束。
來到梁山泊，我被推舉為軍政司頭領，履行軍政監督及定功賞罰職責。征得寨主宋江同意，我主持製定了梁山泊軍政條例，於宣和二年（1120）四月初一大聚會之日，由宋江親自蓋印頒布，在梁山泊全麵貫徹實施。在當日筵席上，宋寨主一再強調：今日頒布之條例，乃梁山泊之法令。諸多大小兄弟，各位頭領，悉宜遵守，嚴格執行；不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總體來說，我掌管軍政司比較得心應手，宋大哥和盧員外都很支持我，很少幹預我的決斷；別的兄弟也很理解我，對於我作出的賞罰決定，他們大多心平氣和地接受。這種和諧有序的局麵，與官場亂七八糟的風氣形成鮮明對比。我仔細思索，也許隻有在非正常狀態下，才能出現和諧有序的局麵。因為兄弟們來到梁山泊聚義，是一種江湖義氣使大家聚集在一起，在與官府對抗的特殊時期，群體內的和諧有序，有利於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大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規則，注重江湖義氣而忽視個人利益。相比之下，活躍在官場上的大小官吏，處於正常的生活狀態，他們都是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他們口頭上以“經世濟民”作招牌，內心裏渴望升官發財；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他們可以見利忘義，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假如梁山泊兄弟殺到東京滅掉大宋，讓宋江當皇帝盧俊義做宰相，所有兄弟都封官授爵，他們還會保持在梁山泊時的做派嗎？說不準，誰也說不準。依我看，他們還會走別人走過的老路，因為某些問題已經露出苗頭。宋江大哥講義氣，兄弟們無不敬佩得五體投地，我卻為此感到憂慮。比如李逵，經常私自跑下山不說，還無故殺害扈太公一家，元宵夜大鬧東京城，扯碎詔書阻撓招安，這些行為嚴重違犯了軍政紀律，按照我的脾氣，早該對他嚴厲查辦。然而，宋大哥看他是愚忠自己的鐵杆兄弟，一味對他姑息遷就。每次出事，宋大哥總是警告李逵，下次再犯，定斬不饒。可是，下次李逵照犯不誤，宋大哥依舊重複警告。我也欣賞哥們兒義氣，但不讚成義氣超越法理。在特定環境下，可以憑義氣治理某個群體；在正常狀態下，僅憑義氣是不能治國安邦的。假如義氣超越法理，法律便失去了應有的約束力，這樣勢必會導致混亂無序，引發一些重大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