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水滸傳》這部書問世以後，談論得最熱鬧而又眾說紛紜的人物便是我宋江。許多年來，有的人對我大加讚賞，誇我為忠義之士、英雄楷模；有的人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說我陰險狡詐，是不折不扣、十惡不赦的強盜頭子。有一個時期，我忽然坐上升空氣球，被標榜為農民起義的領袖，很快又被打翻在地，成了地主階級的野心家，瓦解農民革命的蛀蟲，封建皇權的衛道士，趙宋王朝的忠實走狗、鷹犬、劊子手等等；一時間，我被推上曆史審判台，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不管後人怎麼評價，我宋江始終是宋江。毫無疑義，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宋江之所以成為宋江，與在鄆城縣做押司緊密相關，正是那段小吏經曆造就了我這個宋江。作為讀書人，我的初衷是進入仕途，當大官做大事。那時候，入仕的門檻很高，除了世襲，隻有通過科舉考取進士或舉人的功名，才能獲得做官的資格。十八歲那年，我考取了秀才，之後連續參加三次科考都名落孫山；考慮到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加上有人推舉我進縣衙當差，我便放棄追求功名。誠然，科舉不得誌確實令人遺憾，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從儒學經典中領悟到聖賢思想的精髓，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道理。許多人讀聖賢書，隻是為了考取功名，一旦進入仕途，便將聖賢書置之腦後；而我心中時刻裝著聖賢，並打算將聖賢的道義付諸生命實踐。
進縣衙之後，我謹言慎行，多思多看多聽，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注意搞好人際關係。不到兩年工夫，便提升為押司。押司屬於地方胥吏，享受九品官員的待遇，主要負責文秘和檔案工作，並協助知縣處理具體事務。像押司這種小吏，說好當也好當，說不好當也不好當。當好一個押司，關鍵在於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刀筆精通，主要是為縣太爺寫好各種講話稿及其他文字材料，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吏道純熟，主要體現在為人處事上，既要有能力處理好各種事務，也要善於處理好各種關係，這一點很不容易做到。再說，從大宋官吏製度看，政策法規大多向官員傾斜，而不利於胥吏。很多的時候，地方事務主要依靠胥吏辦理，諸如征收稅款、維護治安以及調解糾紛等等，哪一樣不需要胥吏過問？可是，胥吏工作幹得再出色，功勞全記在官員的身上，官員往往得到提拔重用，而胥吏隻能原地不動。一旦地方上出了紕漏，官員往往向胥吏頭上推卸責任，讓胥吏吃不了兜著走，有時甚至連累家族。有鑒於此，我當上押司以後，便叫老父親去官府告我忤逆不孝，讓官府下發一份執憑公文，證明我與父親斷絕父子關係，萬一發生什麼意外，老父親和家裏人不必為我承擔連帶責任。與此同時，我叫兄弟宋清在自家的佛堂下麵挖了一個大地窖，一旦犯了事，既不至於牽連家庭，又有一個地方藏身。後來發生了怒殺閻婆惜事件，執憑公文和地窖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由此看來，未雨綢繆很有必要。
當然，辦執憑、挖地窖隻是消極的預防手段，要當好一個小吏，還得靠過硬的本事，能夠獨當一麵處理公務。說實話，在鄆城縣地盤上，沒有我擺不平的事情；別看我隻是一個小吏，能量絕不小於知縣大老爺。為什麼這麼說？道理很簡單，一個人的能量主要取決於他的社會聲望和影響力，知縣大人的社會地位無疑比我高，可我的社會聲望和影響力並不比他低。眾所周知，我在山東、河北一帶非常有名，一提到宋江或宋公明，江湖好漢無不肅然起敬。我能享有這麼大的聲望，說起來話長：進縣衙工作之前，我除了讀書習文，兼愛練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此外，我喜好結識江湖好漢，凡是有人來投奔於我，不論高低貴賤，一概接納，留在莊上管吃管喝，還成天陪著嘮嗑，毫不厭倦；客人起身辭行，我盡力資助一些盤纏。進縣衙工作尤其是當上押司之後，我一麵與大小官吏用心周旋，一麵與江湖好漢保持聯係；不管誰找我求錢或求物，我都想方設法幫助他們，從不借故推托；同時好行方便，每每為人排難解紛，周全性命；有時也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有道是，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堅持不懈地做好事。我這樣仗義疏財救苦濟貧，打動了不少人的心。對於現代人來說，借助報紙、電視和網絡等媒體報道，很容易使人一舉成名。不過，我們那時代通過口頭傳播也很管用，一人傳十，十人傳百，以至於眾口鑠金。我為別人做了幾件好事，別人到處傳頌我的美名；漸漸地，江湖好漢都知道鄆城有個宋公明，他們把我比作天上下的及時雨，能使幹渴的禾苗及時滋潤。一個人有了名望，自然會有很好的人緣關係，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影響力。官場也好，江湖也好，我都有很好的人緣，做起事來非常方便。這一點，曆任知縣老爺都很清楚，要想在鄆城縣當太平官，或者作出一番政績，隻能倚重而不可忽視宋江這個小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