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本州島山口縣，有一個小鎮名叫馬關鎮，後來改名為下關鎮。馬關鎮原來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可是，自從1895年4月以後，這裏便成了世界聞名的去處。直到今天，到下關來旅遊的賓客絡繹不絕。那麼，當年在這裏發生了什麼，讓這個無名小鎮名揚海外呢？這還要從那次刻骨銘心的談判開始講起。
1895年3月14日，一艘德國商船開出了天津港，船上載有一個龐大的團隊，這個團隊，由137個人組成，其中朝廷官員33人，還有各種服務人員，包括廚房管理人員、廚師、負責茶點的人員、雜役、轎夫、理發師等，還有一名法國醫生。在這個團隊中，有兩個人物最為重要，他們就是李鴻章和他的兒子李經芳。
那麼，李鴻章率領著這個龐大的團隊，浩浩蕩蕩的要到哪裏去呢？原來，這個團隊是由李鴻章率領的清政府的代表團，他們要到日本進行議和談判。我們看，即使在戰爭失敗談判的時候，也忘不了擺這麼大的譜，這就是大清帝國的特點。
在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以前，清軍已經在各個戰場上支撐不下去了，無論是慈禧太後，還是李鴻章，都急於想與日本進行議和談判。日本政府也感到，在戰爭節節勝利之時，如果清政府能夠接受日本的全部條件，考慮議和問題也是可以的，這樣也可以避免引起列強的幹涉。於是日本政府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向清政府透露，可以議和，但必須派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談判。清政府遂於1895年2月初派出尚書銜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頭品頂戴署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本廣島，日本政府則任命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為全權辦理大臣。
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在得知了清政府代表團的名單後認為，張蔭桓和邵友濂不具備“全權大臣”的資格，說白了，就是地位不夠，像割地賠款這樣的大事，做不了主。伊藤博文當時向張蔭桓暗示，讓奕或李鴻章到日本來談判，後來直接向中方頭等參讚官伍廷芳表明，讓李鴻章來日本談判。伊藤博文之所以選定李鴻章，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李鴻章是清政府中主和派的代表，容易接受條件；第二，李鴻章地位高，原來是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盡管由於戰敗被朝廷革職留任，但說話依然有分量，割地賠款能做主；第三，李鴻章在外交上性格軟弱，容易被武力所嚇住。這是伊藤博文的想法。
那麼，對於赴日談判，李鴻章自己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和想法呢？
由於甲午戰爭中的屢戰屢敗，1894年底，慈禧和光緒已經對李鴻章進行了處分，革職留任，摘去了他的頂戴，拔掉了他的三眼花翎。什麼叫“三眼花翎”呢？這裏的“眼”是指孔雀羽毛上的像眼睛一樣的圖案，三眼花翎就是帶三個眼睛圖案的花翎，是清朝皇帝對官員的最高獎賞，整個清朝也沒有幾個人能得到三眼花翎。一般官員都是單眼花翎，雙眼花翎也不多。這說明李鴻章受到的處分夠重的。之所以還留任，是因為在前線作戰的都是李鴻章的淮軍，慈禧和光緒都有所顧忌。再者，李鴻章懂得洋務，未來的與日媾和少了李鴻章不行。當得到日本方麵要求派李鴻章赴日本議和的消息後，慈禧和光緒都別無選擇，立即委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求和。
李鴻章接受委任之後，他的心情是喜憂參半的。一方麵，他對派他赴日議和感到欣慰。他認為，這是一個了斷戰爭的機會。因為他知道，甲午戰敗造成的今天的爛攤子，與他有著直接的關係，理應由自己來收拾殘局。所以，他沒有推辭。另一方麵，他又擔心日本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他無法決斷。因為他知道，一旦日本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如果同意，他就成了國人唾罵的千古罪人；如果不同意，議和局麵就難以維持。所以，李鴻章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在這種情況下，兩全其美的方法是找不到的。李鴻章畢竟是經曆過大事的人，他在尋找一種減輕自己身上這副擔子的辦法。李鴻章首先把目光轉向了戶部尚書翁同龢，他要求翁同龢同他一起前往日本參加議和談判，責任由兩個人分擔。但翁同龢不願意承擔罵名，所以以不懂外交為由表示堅決拒絕。李鴻章又把目光轉向了慈禧和光緒。慈禧在這段時間裏，不知道是不想承擔責任，還是真的病重，反正是已經稱病不起了，聲稱一切照皇帝說的辦。這時候，隻剩下光緒皇帝能夠給李鴻章排憂解難了。光緒果然不推卸責任，他明確地告訴李鴻章，割地賠款的權力，就交給你來定。有了這句話，就等於光緒也默認了割地賠款，李鴻章心裏總算有了底。
就是在這樣一種心情之下，李鴻章帶上通曉日文的兒子李經芳，率領著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出發了。
到達日本後，李鴻章被安排住在馬關鎮的引接寺，談判地點設在春帆樓，兩地距離不太遠。從1895年3月20日到24日，在5天時間裏，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共在春帆樓上進行了3次談判。談判的情況怎樣呢？
第一次談判，李鴻章代表清政府提出，議和先要停戰。其實伊藤博文已經料到清政府會提出這樣的條件，事先作了準備，便對李鴻章說，這件事明天答複。實際上，日方是不想停戰的，因為戰爭是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最好籌碼，在戰場上攻城略地越多，在談判桌上的勝算也就越大，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伊藤博文這樣的老狐狸在這上麵什麼時候也不會糊塗。那麼，伊藤博文作了什麼準備呢？
伊藤博文的準備，就是在第二次談判時，向李鴻章突然提出苛刻的停戰條件。伊藤博文說，停戰可以，但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是：日本軍隊應占守大沽、天津、山海關，並所有該處之城池堡壘，駐上開各處之清國軍隊，須將一切軍器、軍需交與日本國軍隊暫管；天津山海關間之鐵路當由日本國軍務官管理；停戰限期內日本國之軍需軍費，應由清國支補。聽完這些條件，李鴻章大驚失色，連喊“太苛刻了！太苛刻了！”隨後，李鴻章幾乎是聲淚俱下的哀求。他說，貴方所指天津、大沽、山海關三地，實為北京之咽喉，直隸之鎖鑰。倘若貴軍占領此等要地，我方則反主為客，豈不令人有宛如異國之感？我來日本，實係誠心講和，我國家也持同樣之心。僅僅談到停戰，貴國就先要占據三處險要之地，我為直隸總督，三處都屬於直隸管轄，我的臉麵往哪裏擱，你伊藤大人應該設身處地為我想想。我們兩人都是忠心為國，亦須顧全大局，中國從來沒有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才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中日係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後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為中國預留體麵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難持久。如天津、山海關係北京門戶，請貴國之兵不必往攻此處，否則京師震動，我國難堪，本大臣也難以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