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的恐懼才是美國的主要敵人
整個美國正處在與國際恐怖主義的戰爭狀態。回憶一下，9．11事件之後立即掀起了有毒郵件風波。許多大報、電視公司的編輯部，美國國會大樓都收到了有炭疽的信封。”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宣布國際恐怖主義是主要敵人。然而，如同“冷戰”時期一樣，美國主要敵人仍然是自己的恐懼。過去，一提起蘇聯的“核進攻”美國人就會驚恐萬狀，現在一提起恐怖分子難以預測的行動就坐臥不寧。這種恐懼影響了合理的思考，這種恐懼是美國的主要敵人。恐怖主義無疑是最大的威脅，但在美國人的意識裏，這一威脅的程度已經被誇大到難以置信和神話般的程度。如果想取得這場鬥爭勝利，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要善於冷靜而清醒地分析國內外形勢。然而，美國人卻把眼睛盯著國外，在伊拉克、伊朗和其他國家尋找歹徒。從各種跡象判斷，這些事件由“內部”因素引起。為了有效地與恐怖主義作鬥爭，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某個國家的宗教和文化製度，研究犯罪分子向我們發出挑戰的方法，而不是將其魔鬼化。消除自身的恐懼是做好這一切的首要任務。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資深的冷戰研究專家，約翰·普拉多斯的看法具有權威性和先見性，然而，正處在新時期的美國所麵臨的最大敵人是誰，每個人也許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美國在日本投擲原子彈
原子彈的橫空出世無異於毀滅性打擊的突然降臨。1945年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就是見證。
美國在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之前，德國法西斯已經投降，日本也已顯露敗象。在這種情況下，還要不要使用原子彈，當時美國國內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常規炸彈就能結束戰爭，不必使用原子彈。例如，艾森豪威爾將軍和陸軍部長史汀生都認為，日本已經失敗了，投放原子彈“完全沒有必要”，還會“引起世界輿論的譴責”。
而杜魯門總統卻主張使用原子彈，他認為這是結束戰爭的一種上佳的手段。趁在蘇聯對日宣戰之前使用，也有利於戰後與蘇聯的抗衡。
而且，在投放原子彈後的第二天，杜魯門就發表聲明，要日本接受提出的條件，早日投降，否則，日本隻會自取滅亡。另外，前總統羅斯福早在1944年秋就曾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簽訂過一項將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直至其投降的備忘錄。
為了找一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正當理由，杜魯門決定，7月26日向日本發出一個最後通牒：必須執行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否則，“日本本土全將毀滅”。由於日本對美國的最後通牒不予理睬，美國便對日本使用了原子彈。
那麼，原子彈投向哪些目標呢？為此，華盛頓專門成立了一個目標委員會。他們認為，投擲目標應具有相當完整的軍事設施，可以充分顯示毀滅性破壞的效果，能起到巨大的震懾作用。起初，有人主張將第一顆原子彈投向日本首都東京，這個建議很快便被否決了，因為東京已在美國空軍大規模的轟炸中化為一片廢墟，失去了投擲原子彈的意義。後來，目標委員會選定了17座候選城市，以後又縮減到5座，而其中的京都和廣島被定為AA級目標，橫濱和小倉被定為A級目標，新澙為B級目標。負責製造原子彈的格羅夫斯將軍主張將原子顆投向京都，他認為，“從心理角度講，京都是日本的文化中心，京都人更能理解這種武器的重大意義。”他的這一主張遭到陸軍部長史汀生的堅決反對。史汀生認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聖地，毀掉了它，“日本人將永遠不會原諒美國”。為此，史汀生還找了馬歇爾，並找了杜魯門總統，最後才決定放過京都，最終把目標鎖定了廣島。其實，真正使京都幸免於難的功臣應是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早在1944年夏，梁思成就和他的學生及助手擬定了一份建議書，指出日本的古都和古寺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建議美軍在軍用地圖上將它們標示出來，作為保護對象免予轟炸。美國接受了梁思成的建議，並請梁思成的助手幫助在軍用地圖上做了標誌。戰後，日本人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在《朝日新聞》上以大字標題把梁思成等中國學者奉為“古都的恩人”。
廣島是日本的第七大城市，未曾遭受美國大規模的轟炸。廣島還與美國有些特殊關係，自1899年以來，曾有大量廣島居民移居美國，很多廣島居民在美國有親戚關係。還有傳言說，美國新總統杜魯門有個姑媽在廣島，因此，廣島市民做夢也沒想到，美國會把原子彈扔到他們頭上。
至於投向長崎的原子彈，則事出偶然。當初選定的投擲目標並沒有長崎，後來放棄了京都，才補上這個長崎。第二次原子彈的投擲目標原本也不是長崎，而是小倉。當8月9日，攜帶原子彈的飛機飛到小倉上空時，發現小倉在一片煙霧的籠罩之中，飛機在其上空轉了三圈，用了45分鍾，也無法找到投擲目標。這時美國麵臨兩種選擇，要麼將原子彈扔進大海飛回基地，要麼飛到長崎投下原子彈，然後返回到衝繩島上的另一個著陸點。他們選擇了後者。當美軍飛機飛到長崎時，飛行員發現長崎的上空也布滿了厚厚的雲層，正當他們著急怎麼辦時，突然發現雲層中出現了一道縫隙，於是，原子彈就從這條雲層的縫隙中被投了下去，長崎因此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個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城市。
如此具有殺傷力的武器，美國為什麼在日本投擲原子彈呢？
有觀點認為當年杜魯門決定投原子彈意在對付蘇聯。德國《世界報》8月1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說，美國在已經從破譯的密電報中獲悉日本準備投降的情況下，仍於1945年8月6日向廣島和長崎投放了原子彈的真實用意……文章題為《廣島為何被燒毀？》，摘要如下：向日本城市投擲原子彈是結束太平洋戰爭的合法手段嗎？60年後人們對此仍然爭論不休。特別是左翼人士幾十年來一直批評對日本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許多觀點認為，那時的美國同今天一樣，致力於征服世界。但是，廣島和長崎真是美國泯滅人性的證明嗎？
杜魯門終生都在為他的決定辯護：投擲原子彈結束了對日戰爭，並因此拯救了“成千上萬名美國士兵”。杜魯門以及這種觀點的辯護者有時還聲稱，投放原子彈使多達50萬名美國士兵以及更多日本人幸免於戰爭之難。
很長時間以來就有人猜測，投擲原子彈與其說是為了給日本政府，不如說是為了給約瑟夫·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實際上，美國和蘇聯之間可預見的衝突在杜魯門的考量中起了決定作用。這位美國總統在1945年7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是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那夥人研製出了這種炸彈，這真是世界的福氣。”
如果人們關注檔案記載，就會對杜魯門為何決定投擲原子彈作出合理的解釋。這位總統已經很清楚原子彈有多大的破壞力。他打算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美國發生更多損失。軍事手段會導致多少日本人死亡對他來說則是無所謂的——畢竟日本偷襲過珍珠港。某種程度上的種族主義也在杜魯門心中起了作用。同時，這位外交政策上經驗不足、但策略上老練的總統預感到，同斯大林的衝突不可避免。他希望，通過展示美國的優勢來避免不久之後同蘇聯的衝突升級。因此，在1945年7月，對日本使用原子彈已經如箭在弦，也許隻有日本政府親自投降才能打破這一自動機製。
但有人認為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理由是：當時美國雖對蘇聯懷有戒心，但在任何文件中都未見到後來曆史學家所分析的那種對蘇戰略。事實正好相反，在原子彈研究過程中，美國首腦人物一有機會就討論這種可能性，即向蘇聯提供原子彈情報，建立國際管理體製。在1945年決定對日使用原子彈的會議上，馬歇爾甚至主張邀請蘇聯科學家參觀即將進行的原子彈試驗。此事因有人擔心“斯大林把機密泄露給日本”而作罷。
究其最終目的，美國為什麼在日本投擲原子彈呢？根據所查閱的資料證明，在原子彈研究初期，美國就已確定對日本使用原子彈，並把它當作一種“巨大的實驗”。美國還曾計劃把這種未有充分把握的原子彈用來轟炸集合在特魯克群島的日本艦隊，以避免萬一原子彈不爆炸後泄露機密。隨著原子彈試驗成功，他們堅持要用原子彈進行攻擊，目標選擇在人口集中，沒有遭到普通轟炸的城市，以便科學家同行觀測原子彈的功能，檢測其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