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蘇軍統帥部估計，結束對日作戰短則兩三個月，長則需要半年以上。因為，日本關東軍雖然在兵力和武器裝備上較之蘇軍處於下風，但他們畢竟有近百萬之眾，熟悉當地的地形、民情，還建造了大量堅固的防禦工事。可事實上交戰僅13天關東軍就土崩瓦解，1945年8月22日，在長春關東軍演習場，關東軍山田乙三司令官率97名將領向蘇軍投降，其中緣由發人深省。
其實就在1945年4月德國宣布投降後不久，蘇聯便開始著手對日作戰的準備。為了達到突襲成功的目的，蘇聯軍方可算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由於蘇聯在遠東的鐵路線距離邊境隻有2～4公裏，蘇軍在運輸過程中實施了周密的偽裝，在靠近邊境地區，白天增加運輸數量車次，夜晚進行“飽和”運輸；為了不讓日軍發現戰略意圖，蘇軍部隊到達集結地域後，嚴格保持無線電靜默，並控製人員的戶外活動，一切的準備工作都在秘密的進行之中。
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成功都歸結於蘇軍的保密措施，隱藏作戰企圖，似乎並不能徹底解釋在關東駐紮了14年的日本軍隊潰敗的原因。
的確有軍事研究人員曾對此提出過質疑；關東軍怎麼可能對其3個多月的大規模兵力調動毫無察覺？
根據新近公開的日本軍方秘密檔案顯示：造成日軍疏忽的主要原因是，日軍在戰略判斷上出現了失誤。日軍一直將美軍視為盟軍對日作戰的主力，特別是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日軍將美軍可能對日本本土的登陸行動作為防禦的重點。對於蘇軍是否會攻擊日本，雖然也考慮過，但最終認定蘇聯沒有把握在兩個月（8～10月）之內擊敗關東軍，因為10月份以後中國東北就要進入冬季，他們是不會選擇在天寒地凍的環境下對日作戰，所以即使蘇聯紅軍發動全麵進攻也應該是在來年春季以後。基於以上的判斷，日軍非但沒有對蘇軍的秘密部署有所察覺，也沒有任何準備，而且就在蘇軍利用雨夜發動全麵進攻的時候，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甚至還在丹東尋歡作樂。
人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日軍能夠對蘇軍行動提前有所判斷，恐怕蘇軍很難在半個月之內就擊潰關東軍。未來高技術戰爭具有突發性、節奏快、初戰就是決戰的特點，這對戰略判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指揮員在作出判斷時，應將科學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有機結合，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手段，對戰略形勢、敵我力量對比、敵軍可能的行動等諸多因素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動態分析，從而為正確決策奠定堅實的基礎。
對於“東方馬其諾防線”的失陷，還可以聽到這樣的一些聲音：在蘇聯軍隊的大舉進攻下，日軍隻在個別防禦地段作過一些抵抗，而且隻是處於一種被動挨打的消極防禦水平，根本沒有主動的反擊，這才是他們失敗的必然原因。
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呢？據曾經參加過這場戰爭的日本退伍老兵回憶，當時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全境層層布防，並在一些險要地段精心構築堅固防禦堡壘，形成數道防線，希望以分兵把口、分層狙擊的戰術手段抵抗蘇軍的進攻。但是，當時蘇軍來勢洶洶，以機械化部隊進行快速的大縱深作戰。他們先是在日本關東軍的薄弱防禦地段打開缺口，然後立即擴大突破口，高速向縱深推進，再以空降部隊的縱深機降，使日軍的防禦體係徹底瓦解。
就此觀點，克勞塞維茨也曾指出：“純粹的防守同戰爭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在戰爭中防守隻能是相對的。”
無論是因為戰略上的判斷失誤，還是因為沒有處理好進攻和防守的關係，“東方馬其諾防線”的失陷依然成為日本法西斯軍隊徹底失敗的標誌性戰役。
誰是冷戰時期美國中情局最大的敵人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資深研究員約翰·普拉多斯是一位冷戰研究專家，在他的腦袋裏裝著許多“冷戰”年代鮮為人知和完全不為人知的秘密，甚至包括美國當今的安全戰略的天機。
整個“冷戰”時期最危險的時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普拉多斯認為，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和柏林的軍事對抗是一次危險的波峰。後來是1962年的加勒比海衝突，直到最後一刻才奇跡般地得到和平解決。然而，最危險的是1982~1983年，美國當時是裏根執政。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中出現了隱蔽的，但是卻對和平威脅更大的危機。
中央情報局的最大失誤
當時中情局這一美國最高的情報機構取得的最大成就應該是技術上的重大突破。首先是以衛星、飛機、雷達和無線電截聽手段搜集偵察情報。至於最大的曆史失誤，美國的情報機構不善於評價某個國家內部發生的重大事件應該名列第一。雙方在製造假情報，欺騙和麻痹對方方麵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然而這些活動搞得越厲害，雙方就越是進了某種“哈哈鏡室”。冷戰期間，美蘇兩國都開展了某種“地下戰爭”——在大使館地下互相埋設地道，在駐外使團的牆內安裝竊聽器，幾乎是在開展一場競賽。某些情報的作用被大大誇大，使領導人產生錯覺。也許直到今天，這種對某個國家形勢判斷失誤的情況仍然是美國情報機構的通病。
冷戰中的一大利器
一開始，即1950年到1952年，中央情報局是“自由”和“自由歐洲”電台的主要資助者。中央情報局不僅向這兩家電台提供資金，而且提供全部設備和所需的技術專家。“自由”電台則長期由中央情報局直接投資，“美國之音”與英國的BBC一樣，一直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隻服從最高執行權力機關，執行它的指示和命令。”自由”和“自由歐洲”電台在歐洲領土上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廣播起著巨大作用。某些專家認為，“自由歐洲”電台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起到了催化劑作用。至少，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蘇聯解體使人有機會評價美國電台對東歐居民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程度。難怪葉利欽承認，在所有電台中他主要聽“自由”電台的廣播。中央情報局與這些電台的關係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在不斷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