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定會議並未宣布“上帝”或“天”是徹底錯誤和無法接受的，所以龍華民對此仍不滿意，1633年又寫文章攻擊“上帝”一詞，再度引發在華耶穌會士的激烈辯論。眼看爭論不止，1635-1641年間任中國副省會長的傅汎濟（Francesco Furtado）破釜沉舟，下令焚毀那些反對利瑪竇的作品，以求結束這場拖宕二十多年的爭論。截止1630年代寫成的50多篇這類文件就此消失，龍華民的作品幾乎全無幸免，惟有1623年所寫的《孔子及其教理》被秘密保存下來，後經一位耶穌會士汪儒望（Jean Valat）之手轉給耶穌會士的堅定敵人、多明我會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閔明我將其收入《中華帝國曆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集》（Tratados 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在馬德裏出版，又在1701年被摘出來譯成法文，以《論中國宗教的某些要點》（Traité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為題，由外方傳教會在巴黎刊印，成為18世紀外方傳教會反對耶穌會士的利器。
值得注意的是，嘉定會議中，傳教士們在祭祖祀孔禮儀問題上輕易地達成共識，認為它們有較濃的世俗意味，沿用利瑪竇的容忍做法，連龍華民都未就此質疑。究其原因，術語問題盡管是個嚴肅的神學問題，但對於中國教徒而言，更改一個稱呼最多會引起一些理解上的障礙而要求更多的解說與指導，卻不會對傳教事業的推進有實質性影響。而如果在禮儀問題上不適度容忍中國人的做法，就會導致中國人拒絕天主教；傳教士如敢完全禁止中國天主徒祭祖祀孔，就會被指責是在攻擊中國政府和家族而遭嚴厲懲處。可見，在耶穌會士內部，始終還是以中國傳教區的大局為重，對於利瑪竇策略中明顯涉及到傳教區存亡命運的內容，寧願維持現狀，盡管他們同利瑪竇一樣清楚，在禮儀問題上讓步隻是權宜之計。所以，1630年以前耶穌會士內部盡管就術語問題和知識傳教策略中的一些具體做法有過激烈持久地討論，卻沒有影響傳教區的統一與安寧。然而隨著多明我會士、方濟各會士、巴黎外方傳教會、傳信部傳教團陸續入駐中國，中國傳教區的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各宗教團體的傳教思想不通，彼此間的利益衝突也在所難免，於是有關利瑪竇策略的爭論逐漸從耶穌會士的內部探討擴展為修會間不同傳教方針的衝突。在這種背景下，禮儀之爭的重心從術語問題轉為禮儀問題，並一發不可收拾而最終導致中國傳教區的分裂與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