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村經濟的發展為文化建設提供了物質保證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精神文明也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如此而言，新農村的文化建設自然也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而我國當前農村文化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則是農村文化建設與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等不相適應。存在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脫節的現象，農村文化建設著眼點在於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最終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的確農村中出現的這一脫節現象不容忽視，但換個角度看，在發展了的農村經濟的基礎上再來談農村文化建設，無疑也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當然經濟與文化並行不悖的發展是一種最佳的狀態，那麼在已經脫節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從先行發展了的農村經濟上尋求更多的推動文化發展的契機呢？
農村經濟的發展為文化建設帶來活力，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村貧困地區連起碼的一日一餐都無法保證，在餓著肚子的情況下來談文化建設無異於天方夜譚。而現在隨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我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已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3年底的2900萬，貧困發生率從30%降低到3%左右，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隨著農村耕作技術的改進，生產工具的更新換代，這些也在知識層麵對農民提出了要求，傳統的“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畫麵已經不能適應21世紀農村發展的需要。因而農民在麵對生產力不斷進步，提高自身經濟收益的壓力下，也不得不將一部分精力轉入對自身素質的提高上，這樣自然地也就帶動了農村的文化建設。雖然據調查顯示，2005年，農民家庭的平均文化消費支出僅有871.77元，占全部平均開支（10989.46元）的7.93%，在所有開支項目中排在最後。（全國農村文化聯合調研課題組：《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分析與戰略思考》，載於《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7（10）。）這顯然不是一個高的比例，這主要還與農村接受文化形式的限製性有關，由於農村的公共文化服務體製不完善，農民的業餘文化活動多以現代文化形式為主。從農民自有的文化設備情況來看，普及率最高的是電視機，約90.5%的農民家庭擁有一台或多台電視，62.4%的農民家庭擁有一台或多台VCD或DVD機。隨著電視機在農民家庭中的普及和國家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的快速推進，調查結果顯示，約74%的農民所在村莊已連通有線電視網絡（聶華林、李瑩華：《中國西部農村文化建設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另有24.1%的農民家庭安裝了衛星接收設備，能夠在家中上網的農民家庭也達到了0.9%（李牡丹、周批改：《農村文化事業發展滯後的原因分析與體製改革思路》，載於《山東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由於這些現代設備在獲取文化上的經濟性、便利性和可獲取性，會降低農民在書刊上的投入以及降低農民對傳統文化活動的興趣。無怪乎有人提出農村文化邊緣化的概念，認為農村文化在現代文化的衝擊下日益蕭條，提出要保護傳統文化的呼聲。這個問題也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這是需要多方關注，特別是政府部門要加大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投入。從農民獲取現代文化的方式來看，顯然是經濟發展後的產物，電視的普及，網絡的聯通，縮小了農村與外界的聯係，讓農民看到了農村與城市的差別，了解了國家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在科教興國的大背景下，農民感受到自身知識的薄弱，有提高自身素質的內在要求。因而，處在經濟發展的大洪流之中，站在已有的物質基礎之上，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在動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三、農民文化建設主體意識得到增強
在新農村建設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建設應該與經濟建設並行不悖，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導致新農村建設的失敗。隻有生長在深厚文化土壤上的經濟，才能穩固而可持續。GDP本身的增長並不必然增加人們的幸福感，物質的增長應當為人的全麵發展提供必要條件，為文化的繁榮提供養分。曆史也告訴我們，掌握先進文化的民族，即使在武力上暫時被落後民族所征服，終將在文化上同化落後民族。正是因為充分認識到這點，薄弱環節的農村文化建設更是得到了我黨的高度重視。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素質的提高無疑意味著國家整體素質的提高。作為農村文化建設核心主體的農民，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文化建設的意識不斷增強，這與政府部門的支持和農民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