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劉東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製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要緊緊依靠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形成社會和諧人人有責、和諧社會人人共享的生動局麵。
這一論述深刻體現了我們黨重視民生、改善民生、造福人民的鮮明立場。所謂民生問題，即有關國民的生計與生活問題，也就是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衣食住行、養老就醫、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等方麵的問題，它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我們要建設的小康社會，就是要做到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一切都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急劇變化，民生方麵呈現出不少新情況和新特點。著力解決民生問題，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問題，也是新世紀新階段對我們黨提出的新要求。
一、我國曆史上的民生問題
縱觀曆史，民生問題在人類曆史長河當中，始終是關係社會穩定和統治階級命運的根本問題，在不同曆史時期，民生問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以及解決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原始社會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極低，原始社會民生問題的內容也相對簡單，具體的表現形式就是大家如何團結起來保證生命安全、共同勞動以獲取食物和保證食物共享。在奴隸社會，奴隸毫無人身自由和生產生活資料，是被奴隸主階級奴役和剝削的工具，此時的民生問題表現為奴隸階級要求獲取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生產生活資料。封建社會的到來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農民階級需要依靠租種地主階級的土地來維持生計，封建社會的民生問題出現了，這就是解決減租和農民吃飯的問題。整個封建時代，或多或少地出現過統治者重視民生、改善民生的現象，諸如漢高祖的“休養生息”，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王安石變法、明清“一條鞭法”、“地丁銀”、“攤丁入畝”等政策的調整等，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當時社會的相對穩定和和諧，實屬難能可貴。但在地主階級土地所有製下，解決農民“耕者有其田”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減租也是很難做到的，相反是增租和苛捐雜稅，結果是把農民逼上梁山，推向了起義的邊緣。封建盛世和農民起義都無法改變封建製度的本質，也無法徹底解決封建時代的民生問題。
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矛盾沒有解決，還增加了西方列強、資本主義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中國封建社會以來的民生問題更加嚴峻，廣大人民（特別是下層農民）迫切希望獲得土地和改變生活環境。農民階級的代表洪秀全在領導太平天國的起義中頒布《天朝田畝製度》，提出“耕者有其田”和“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美好願景，但是由於其落後性而根本無法實施，成為一句空話。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提出了“平均地權”的主張，反對貧富不均，力圖解決中國幾千年來的民生問題，前期由於他們嚴重脫離人民群眾，這個目標沒能實現，後來的國共合作時期，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口號下，增加了“節製資本”的內容，但是又因為國民黨右派的叛變，革命遭遇失敗，理想再次破滅。
中國的民生問題應該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初步得到解決的。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隻有緊緊依靠占中國人口數量最多的農民的力量，才可能贏得革命的成功。他們先後頒布並實施了1931年的土地革命路線、1941年“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和1947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真正解決了當時民生問題中的最重要的環節——農民的土地問題，由此得到了廣大農民的廣泛擁護，僅僅用了28年的時間，就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贏得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曆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生活開始逐漸改善，民生問題得以更加快速解決，社會和諧的目標逐日實現。建國前後，繼續實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徹底打倒了地主階級，真正實現了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夢想——“耕者有其田”。不久又戰勝了經濟戰線上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了物價；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城市工人階級和廣大市民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剝削製度的消滅為徹底解決民生問題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和經濟前提。
從新中國成立後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近30年裏，中國共產黨在解決民生問題上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失誤。比如在國民經濟支出當中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衡，積累比重偏大；國內建設全憑財政開支，人民工資水平長期維持在相當低的水平；在“左”傾錯誤指導下，農輕重比例失衡，用於農業和輕工業的財政支出相對很少，對農業和輕工業的投入嚴重不足，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嚴重不足，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二、當代中國麵臨的民生問題及其解決對策
（一）當代中國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民生問題
經過30年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既是我國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積極化解和應對經濟運行中積累的矛盾的重要時期。民生問題是這個時期麵臨的一大問題。
首先，民生問題的解決程度決定了社會進步程度和政權興亡。中國自古以來就將“民生”與“國計”相提並論，民生問題一直與國家發展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業》。）、“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左傳·莊公三十三年》。）、“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等觀點，亦客觀反映了古代先賢對民生問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民生問題更加受到關注，但遺憾的是“文革”等政治動亂和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國家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獲得很大發展，解決民生問題的成效在計劃經濟時代也並不很大，所以，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依然是共同貧困的局麵。改革開放30年來，民生問題受到普遍關注，30年改革開放的進程，其實就是不斷重視民生、改善民生的過程。小平同誌對此有很多講話，其中明確提出要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是非得失的重要標準。江澤民同誌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更是明確提出“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胡錦濤總書記在新進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貫徹十六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的執政理念。我們看到並正在體驗著我們國家從官本位到民本位，從民本位到人本位的曆史性轉變，這種觀念的變革和發展理念的革新，正在引領著我們國家邁向現代、文明、進步的全新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