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郵電學院袁武振高喜平
所謂國際戰略，是指一國對較長一個時期整個國際格局、本國國際地位、國家利益和目標，以及相應的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政策等方麵總的認識和謀劃。國際戰略的製定，受製於該國的性質和一定時期的國內形勢，同時也必須適應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的發展趨勢。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方針以來的30年裏，中國在始終不渝地執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上，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對國際戰略也進行了適時的調整。這個調整大致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從20世紀80年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戰略，到90年代“全方位”的睦鄰友好戰略，再到21世紀初期“和諧世界”的和平發展戰略。伴隨著這些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加積極務實，國際形象得到極大的改善和提高，從而為國內經濟發展爭取到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也標誌著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加成熟。
一、20世紀80年代：“不結盟”的獨立自主戰略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在對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對中國外交政策進行了一係列重大調整。這些調整，無一不是建立在國際戰略重要轉型的基礎之上。概括而言，這一時期國際戰略的轉型主要表現在如下六個方麵。
第一，指導思想的轉型。即從毛澤東以新中國的軍事安全、民族獨立和自力更生為核心因素，轉到鄧小平以經濟建設、人民富強和開放參與為主題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鄧小平的新判斷，黨在總結曆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製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僅是對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重大發展和突破，而且也實現了黨在分析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指導思想的一次大飛躍。
第二，對時代主題認識的轉型。即從毛澤東以“戰爭與革命”為時代主題，發展到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1983年3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明確指出：“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麼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頁。）1984年10月，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
第三，國際關係價值取向的轉型。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對外交往中，以意識形態、階級分野為主要的價值取向。改革開放後則逐步超越了社會製度、意識形態的差異，確立了集中體現國家政治、經濟、安全利益的以國家利益為主的價值取向。1986年6月，鄧小平說：“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參加任何集團。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誰侵略別人我們就反對誰。”鄧小平多次強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第四，對國際格局認識的轉型。新中國成立後把國際戰略力量劃分成兩大陣營，即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和社會主義民主陣營。不論其後外交政策如何發生變化，但其主要的思考背景都是世界兩極格局這一認識基礎。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國際戰略力量的劃分有了新的認識。鄧小平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4]這是一個重大轉變。
第五，國際事務介入態度的轉型。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對國際整體秩序采取諸如反帝、反修、反對一切反動派這樣一種全麵否定的批判態度。而改革開放後，中國承認各國政府是本國整體利益的綜合代表者，而不管其國內的階級鬥爭和社會矛盾如何。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指出：“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範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第六，國際鬥爭方式的轉型。即從原來試圖組織國際統一戰線轉向不當頭、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鄧小平指出：“頭頭可不能當，頭頭一當就壞了。搞霸權主義的名譽很壞，當第三世界的頭頭名譽也不好。這不是客氣話，這是一種真實的政治考慮。”（《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頁。）“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不稱霸、不當頭、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集團政治，既有利於自己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建設，又可以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很大的獨立性、主動性和靈活性。
20世紀80年代中國堅持奉行“不結盟”的獨立自主戰略，在國際上獲得了最大的戰略主動權，擺脫了過去那種聯合一方去反對另一方的被動局麵，使得中國可以作為一支和平的力量，同世界其他國家一道，為消除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從而有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也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不結盟”的獨立自主戰略的確立，既是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新時期國內任務的需要和國際形勢的新發展而對中國國際戰略進行調整的結果，也是中國國際戰略日益成熟的標誌。
二、20世紀90年代：“全方位”的睦鄰友好戰略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日益深刻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以及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巨變和全球化趨勢的迅速發展，中國的國際戰略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麵。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按照冷靜觀察、沉著應對的方針和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精神處理國際事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國尊重世界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努力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形成了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全方位”的睦鄰友好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