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後十年所發生的一係列與製度相關的事件和現象，已經並將繼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績效產生深遠的影響。舉例來說，這些事件和現象有：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以及隨後的經濟轉軌、矽穀現象、電子商務的出現、歐元統一和市場一體化、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非洲持續的種族隔離和長期的經濟停滯、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與不斷出現的貨幣危機、對由成員國組成的國際組織作用的重新審視以及全球非政府組織影響的加深等等。這些例子當中的一些就其表麵而言可看做是純粹的市場現象，但如果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這些事件和現象的深層原因及後果，我們不得不將它們的製度方麵納入考察的範圍。與此同時，正是我國快速社會轉型時期正在進行的漸進的經濟改革，即在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根本性的製度環境下，改革原有的一係列計劃經濟製度，使之向市場經濟製度過渡，使得政治製度、教育製度等都麵臨著急劇的社會轉型，也處在重大的變化過程中。
近年來，社會衝突和抗議運動以不同形式爆發出來。在上一章我們根據衝突的原因將社會衝突劃分為物質性衝突和非物質性衝突。不論是物質性的現實衝突，涉及核心價值觀念的非物質性衝突，還是“無直接利益衝突”，都與現今社會製度失範相關聯。以農民工越軌行為為例進行分析，在中國最為典型的是城鄉二元社會的分化。它造成一種身份上的差別，即農民和城裏人，並通過戶籍製度加以固定和強化。生活在農村的人被稱為農民，獲得這種身份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因為他們被戶籍牢牢拴在農村。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流入城市中，被人稱為“農民工”。學者楊振傑認為從戶籍、教育培訓、就業、社會保障、司法等具體的政策規範，可以解讀製度是如何製約了農民工作為公民所應享有的城市生活權、工作權、收益權等。這些具體的歧視性製度背後有其深層結構和文化背景，正是二元結構、城鄉文化和利益衝突等深層次的因素影響著農民工的生存狀況，製約著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使其處於邊緣狀態，遊離於當地城市社區生活之外，生存於城市和鄉村生活的夾縫之中。而農民工的越軌不過是深層次社會衝突的一個外在表征而已。這種局麵形成不能看成是偶然政策失誤的結果，而是由社會製度失範造成的。迪爾凱姆認為當年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形成的關鍵，是在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利益和價值的分化造成了社會衝突和社會失範，傳統的利益協調方式和價值體係解體，社會矛盾不斷加深。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在新的社會基礎上進行社會重組，構建新的社會團結，防止社會排斥和社會分裂。事實上，我國現階段就存在著迪爾凱姆所描述的社會現象，我們迫切需要對不合理的社會製度進行改革，構建新的利益協調機製，促成新的社會團結，防止社會排斥和社會分裂的進一步擴大。
從一個更廣泛的視角分析，規範和製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很少沒有衝突。這是因製度規範本身的惰性使然。製度是對現實的概括和總結，製度的變化一般都落後於具體的現實。隻有具體的實際活動相對固化後才能成為規則和製度。雖然有些製度規範有一定的超前性，但這些超前的製度規範往往也是製度變遷中變動最大的部分，缺少穩定性。同時，製度變遷的滯後性造成人們判斷一個社會行為是否違規的兩難，應該以變動前後的哪一種製度規範作為衡量其是否合理的標準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