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衝突凸現的社會背景：轉型中社會問題的湧現
在社會快速轉型期，社會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廣度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變得深刻，致使社會出現“斷裂和失衡”，由此導致社會衝突和社會問題湧現。同時，社會從較低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向較高層次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從不完全競爭的經濟製度安排向充分競爭的經濟製度安排過程轉變。在此過程中，資源配置不平衡，市場運行機製不完善，社會成員在經濟體製轉化過程中的地位不同、社會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利益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了新的利益主體和利益矛盾。特別是權力和利益集團的結合使社會財富分配在多個層麵失衡，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強勢集團越來越強，弱勢群體進一步“底層化”。
在快速轉型期，隨著社會異質性的增強、多元利益群體的逐漸形成以及社會資源的分配與重組，再加上相對滯後的製度建設與尚未完成的觀念轉變，許多因素不斷滋生、成長，由此引發了社會衝突。
迪爾凱姆麵對西方社會的大轉型提出，社會衝突追根究底是由於道德規範調節的功能發生了鬆動，致使社會團結紐帶出現了斷裂。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仿佛魔術般地把無盡的財富從地下召喚了出來，它在100多年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人類世世代代所創造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在財富成百倍增長的同時，社會問題、社會衝突也大量產生。馬克思將社會衝突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關係中的地位不平等。齊美爾考察了現代性的進展，他從類型來區分衝突的根源，根據利益和情緒將衝突分為現實性與非現實性兩種。韋伯把分層的標準作為衝突原因的依據，認為稀缺資源配置的失均是衝突的禍根。科塞綜合了三者的思想，將迪爾凱姆的方法論原則，齊美爾的衝突類型，韋伯的分層標準結合起來，把衝突的根源一分為二：第一類是物質性原因，第二類是非物質性原因。
從社會衝突產生的原因看，社會衝突的出現是人性本能和稀缺的社會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人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動物，相互依賴而共同生活，通過社會交往形成互動，彼此影響、合作是這種互動的基本形態。通過與他人的合作，個人或群體才能實現個人的生存發展和社會的共同目標。但同時，由於社會資源的短缺，社會的供給（如財富、權力和聲望等）與人們的需求相比總是供不應求。在社會資源總額一定的情況下，人們的分配份額就會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係，社會的某部分占有份額的增加，必然會造成其他部分占有份額的減少，個人在追求稀缺資源時就會產生利益上的衝突。因此，一定程度的利益一致導致的合作和利益不一致導致的衝突就成了社會生活這枚硬幣的兩麵。一個好的製度往往並不是表現為其中沒有或很少有矛盾和衝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衝突，在矛盾和衝突麵前不至於顯得束手無策或過於脆弱。同時，能夠表現出很強的解決衝突與糾紛的能力。然而當製度不能保障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與表達，同時製度失範成為利益群體的利益受損的原因時，製度失範也成為社會衝突產生的原因。
（二）經濟社會發展失衡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基調逐漸確立，市場經濟體製逐漸形成，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國際國內學者稱之為“中國奇跡”或“中國之謎”。當我們在為經濟快速增長而歡呼雀躍的同時，也要清楚地認識到一個現代化國家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最主要的方麵，應該統籌、協調發展。
我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現實情況是，各個地區為實現經濟指標不惜犧牲社會發展，犧牲環境，致使教育、科技、文化、醫療、環保和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事業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形成了今天“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不平衡狀態。“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人們稱之為生活中的“新三座大山”，其中以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麵的情況最為突出。看病難，看病貴，“因病返貧”是近年人們最為關注的社會問題。2003年“非典”的爆發也引發出對醫療等公共事業存在問題的思考。在此問題中，存在醫療硬件設施的問題，但根源在於醫療體製改革的缺位。現今醫療保險製度實施範圍還僅限於從業人員，城鎮其他無收入家庭及廣大的農村人口的醫療保障沒有通過新的製度納入進來。醫療保障覆蓋麵經過極大努力，仍隻有18896萬人，與日益增加的城鎮從業人數相去甚遠。同時由“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引發的民眾對醫療衛生機構不信任，部分醫衛人員醫德欠缺，醫患溝通機製和醫患矛盾調解機製不健全等問題的存在，致使醫患糾紛呈增加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