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救贖
在世界眾多的信仰裏頭，除了伊斯蘭教的領軍人物具備了多一些的嗜血意味之外，更多的開山祖師都是具備了作為聖人的美德：寬容、平等、救世、悲天憫人。如釋迦牟尼、孔夫子、耶穌，在這幾大宗教裏頭，又似乎隻有中國的儒教少一點宗教的意味。許多人認為冠以“儒家文化”更合適。中國人一向是相當撥高孔夫子的，甚至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像中華帝國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一樣，分裂相對對統一來說，在時間上是相對短暫的；在曆史上貶損孔夫子也隻是間或的事。文化大革命又是這一事件的頂峰。所以相對來說，中國人的宗教意識較之其他的民族少，即使是作為儒家文明的核心國家，所謂的儒教恐怕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文化影響，而缺乏那種比較鮮明的宗教影響。譬如說伊斯蘭教，將人群分為教徒和非教徒，而基督教在漫長的曆史上，也有過漫長而厚重的宗教的偏執，如將追求宇宙真理的人劃為異端，施以火刑，伽利略為之付出了生命。而儒家文明的中國在這方麵卻表現出相當的寬容，一時百家爭鳴，後來儒釋道並立，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如果說有所謂的儒教，那它也是一種知識階層的宗教，在民間的文盲階層則隻具備了影響，而它在所謂的宗教儀式方麵也表現出相當的淡薄，甚至隻能看成是對文化的尊崇。也正是從這方麵來說，把儒家作為一種學術流派更合適。儒家所能施之於世的更多的是作為文化的影響，引起的周邊國家的敬意，從而派生了許多儒家文明的衛星文明。
如果說有所謂的儒教的話，孔夫子所能具備的更多是人性，而非神性，一部論語也可以看出他的率性。他在神壇上的位置更多的是統治階層出於政治目的和對道德方麵的考慮。禮可以看成是對統治秩序和權威的確立為出發點，所以孔夫子念念不忘的是正名。所以他能被奉上神壇也不是偶然的。的確是具備了奉上神壇的價值。很顯然在科學昌明的現代社會，宗教已經被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和精神體驗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法律保護。展現在我們麵前的並不是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靈，而是這個世界太需要一種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比那些有信仰的社會可能更可怕，孟德斯鳩認為暴民社會比專製社會更可怕。宗教裏頭本身包含了許多善的思想。在中國曆史上也曾一直有試圖樹立神靈世界的思想，譬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力圖將各種自然現象詮釋為神靈的反應，一方麵確認了統治者的權威，另一方麵也確立統治者應有的畏懼。最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世間的一切行事都要遵循一定的尺度。
很顯然，像基督那樣的人吸引了許多人依皈他所創立的宗教，也可以看出那種極大的悲憫和救世決心感動了許多人。雖然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出現一種普世文明，但我們再不能漠視奉獻的魅力了。對於這個世界的責任感，表現在孟子那樣稍稍帶了點自負的人身上，也表現在許多有遠見卓識的偉大領導人身上，當然也會表現在具有強烈的公民意識的人們身上。譬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理性的看待自己所肩負的曆史使命，這裏麵當然有一個問題，假如他在領導獨立戰爭和創立合眾國贏得了萬眾歸心的當兒，搞起專製政體，也是完全有機會成功的。隻是以後美國人民可能會再來一次革命，使美利堅在曆史上多一些挫折。像袁世凱一樣搞一次封建複辟，可惜隻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這就是所謂的不睿智的人，他在曆史上所留下的更可能是萬世罵名。而具有很強的公民意識的英國人民，在進行選舉的時候，斷然地淘汰了彼時正在與羅斯福斯大林開會的邱吉爾。據說是為了捍衛英國式的民主。
1951年12月至1953年3月間，一個將留名青史的革命者——切·格瓦拉遊遍了拉丁美洲各國，開始的時候他的一個同學格拉納多斯同行，騎著一輛破舊的摩托車，一路上看到人間悲劇。美洲大陸的苦難肇始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此後，美洲漸漸成了歐洲人淘金的樂園。印第安人幾遭滅絕，種族屠殺、奴隸交易，性壓榨充斥在美洲大陸上。有人說哥倫布的豐功偉績源自於他對財富的追求，為了達成遠航，他甚至成為了西班牙王後的情人。他的目的地原本是中國和印度，那知道鬼使神差的發現了新大陸。世界上最偉大的航海發現帶給天真無邪的印第安人的竟是毀滅性的苦難。據哥倫布日記上說的，自然之子的印第安人慷慨淳樸，隻拿幾顆玻璃珠子就能讓他們傾其所有，這也成了發現者征服印第安人最好的理由，他們沒有信仰且容易征服。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是古印度一個諸侯國的王子，原本是錦衣玉食，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卻改變了他的人生，那就是世人並不是跟他一樣盡享榮華富貴，世上還有生老病死，生生不息的苦難，一直是這個世界不歇的旋律。於是他開始苦思冥想怎樣去超度自己超度世人。原來人生的幸福並不隻是個體的，它也跟別人休戚相關。生命的意義也就在這樣的思考中得到了升華。在曆史上每一種宗教的誕生幾乎都源於創立者所意識到了種種挑戰：基督教為了救贖世人的罪孽；佛教為了打破生老病死的輪回，找到超度苦海的指南；伊斯蘭教源自自身的憂患意識，族群的內訌和無寄。湯因比認為文明的挺出，往往與遭遇的挑戰有關，但也還是有個度量的問題，一種情況是，挑戰太大，文明就夭折了；一種情況是挑戰微乎其微，如同人體的抵抗能力長期得不到考驗，最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響也微乎其微，一種過於孱弱的文明，前景必定如達爾文進化論所詮釋的。挑戰是持續性的，但也不至於讓那種文明本身長期疲憊不堪得不到發展。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當代的基督登場了，有人正是這樣牽強附會地說，格瓦拉的遺容暗合似耶穌的遺容。許多人都把格瓦拉看做一個完人，也許是吧，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完人在世俗的世界存在是很艱難的。格瓦拉出身高貴，祖父曾做過西班牙總督，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於阿根廷。也有人把他當做是當代的唐·吉訶德，一個在現實世界裏注定了失敗的可笑英雄，他的可貴隻在於，這個世界還需要理想主義的調節和刺激，還需要浪漫主義所激起的陣陣波瀾。唐·吉訶德需要不斷地為自己確立挑戰的對手，而他的生存意義正是存在於自己虛擬的挑戰當中，你也可以把它們看成是毫無意義的。這有點像當世的許多國家，總是尋找自己的競爭對手，天天叫喊著狼來了，結果不是狼的也真的變成了狼。假如這個世界還有對話和相互做妥協的可能，恐怖分子是否可以換一種麵目出現？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就像是唐·吉訶德，一個患有大頭症的狂人，唯一不同的是他現在具備著發狂的本錢。不過從人類的曆史來看，許多人都否定了西方文明並不是一種能為多數人所能接受的普世文明，那麼考察人類的文明史，主導了世界四百餘年的西方文明顯然不是一種人類的極終文明，曆史並不會因為冷戰結束而終結了，人類曆史還會演繹下去，還會有種種意想不到的可能。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勝利後，曾被任命為革命統一書記處書記和經濟委員會委員，1962年4月15日在古巴勞動者工會會議上號召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格瓦拉的勞動觀有點類似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寫的，勞動更多的應是一種美德，而不能隻是以利益作為驅動力，這也說明了他將世俗世界的勞動者過於理想化了。1965年4月1日他給卡斯特羅寫了告別信，信中寫著：世界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獻出我微薄的力量！戰鬥是他生命的源泉，為此他抱定了犧牲的決心。他在寫給自己年幼的子女的信中說，如果有朝一日你們讀到這封信的話，也就是說我已經不在你們身邊了。次年，格瓦拉化裝成商人的模樣離開古巴，到達玻利維亞阿卡瓦蘇河畔的遊擊隊營地，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涯。1967年10月9日他被依格拉村當地的村民出賣被俘，並遭玻利維亞“突擊隊”殺害。巨大的人生責任感促使格瓦拉保持著在路上的狀態，生命的意義濃縮成兩個字——戰鬥。
我們仿佛依稀看見，青春年少的格瓦拉輾轉在拉丁美洲各國，那時的他意氣風發，對人生充滿了展望，人生還似一張白紙，可以隨意施展才華。我們也曾有過那樣的時刻嗎？人生如鏡之新開。毛主席有一首詞《沁園春·長沙》寫道：“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從此開始了波瀾壯闊的人生偉業。入世——不可能是注定了與麻將、賭碼、白日的昏睡糾葛在一起。總之仿佛無聊才是人生的正常狀態。那樣隻能說明了教育的失敗。這個世界畢竟不能隻裝在叔本華那張對人生失望的口袋裏。在這個世界上，聖人或聖徒式的人物畢竟是屈指可數的。但這個世界的危機正是由不負責任的個人、群體、被利益集團冠以的所謂公眾的意誌所堆積而成。此時這個世界便正在危如累卵之上。譬如說能源危機、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極端的宗教主義、還有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如果信然，的確將是一種嚴重的衝突形式。但是我想亨氏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的本意，並不是一味的旨在挑是撥非，更多的將是一種警戒作用。目的是有助於人們避免文明衝突，那才是作為一種學說的正麵作用，否則它的意義隻能是微不足道的，試想，他又能意在何為呢？
在這樣的夜晚，我想起了格瓦拉，想起了那樣的一種生命姿態。敢於不顧一切地與不公正的社會現象作鬥爭。他的死跟基督類似，都是被人出賣而被害。我感到了一種由衷的震撼，也有一種深深的敬意！為那樣一種即使大而無當的悲壯！
如此另類
人世就是這樣稀奇古怪。趙薇演小燕子，許是演得太好了，讓家長們膽戰心驚地提防著，生怕自己的小孩模仿她那飛簷走壁的功夫，你看還真有小朋友模仿，一不小心傷了筋骨的。隻是筆者太健忘，看過《還珠格格》，你要我講故事情節，卻一點也想不起來了。有個中學生叫韓寒的，在《萌芽》雜誌社舉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了獎，而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好比文曲星高照，總得鼓搗點什麼才像金裝才子，此後又寫出了《三重門》等多部小說。這不，儼然成公眾人物了，也在媒體上說出些驚世駭俗的話，譬如讀書無用論。好像人隻要識得幾個字，再循規蹈矩地讀書，實在是浪費青春。當然自古英雄出少年，順著他說的去看，還多少有些道理哩！蓋茨不就大學沒畢業，就開始自創事業，十多年後他就富可敵國。有了這麼個有名的例子，你能不信。
這年月，許多人還真憑著另類的言行舉止出了名的。順藤摸瓜，許多嗅覺靈敏的人居然把這當成了出人頭地的法門。上個世紀末的時候，一位私營業主曾跟我說過，到了下個世紀，將會有把出名當成事業去追求的人，即鑽研如何吆喝深巷裏的酒香的人。其實靠另類出名，也不隻是今朝才有的事。但曆史上的另類下場往往很慘：布魯諾被當作異端燒死了，哲學家斯賓若莎被他的猶太同胞看成另類，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也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新世紀一開，另類的話題更如雨後春筍，像山裏的趕集。其實能說些石破天驚的話的人，還當真有不少是大雄大力，筆參造化學究天人的。魯迅就是那樣的人，他在《狂人日記》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幾千年來的曆史，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半夜細看，原來每頁都寫著“吃人”兩個字。明季李贄就能在孔教一統天下的年代，說著非聖薄孔的話，而且不說就不自在，一直要惹得慵懶的皇帝老子也警惕起來，硬是派人用擔架將那副老骨頭抬到京師審問。說些另類的話何嚐不可，伊拉克就有鐵嘴銅牙的薩哈夫，明知前途艱險，還要以唇齒為利器，與美國及其小兄弟英國澳大利亞作垂死的決鬥，兵敗後不知所終。這些人不可謂不另類，他們的事跡不可謂不驚天動地，但另類能到那份上，曆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
且看當今我們社會的另類聲音吧：嶽飛不能算是民族英雄；西太後是穩健的改革派，李鴻章是高明的外交家，晚清割地賠款才開啟了中國的國際化進程；如果毛主席接受別人的勸告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用中華民國做國號，台灣就統一了。最近又從網上讀到，威士蘭國王日前在當地電台進行演講時，把全世界出現那麼多疾病的原因歸咎於女性穿褲子！同時還指責人權運動是“在上帝眼皮底下幹壞事”。還有許多的另類言行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令人忍俊不禁，大概引人發笑，讓人開懷，也是這些另類的功勞吧。總之你方唱罷我登場，多數是衝著嘩眾取寵的目的，或打著張揚個性的旗號幹的，往往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看上去很美。譬如說人類在服飾上不斷地推陳出新，流行才得以延續。劉心武聽說了文壇上鼓搗著“一個人的排行榜”那回事的時候，說自己跳起來歡呼。許多人對個性的鼓勵和容忍，也對時下的另類之風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影視明星靠另類走紅更是不勝枚舉了，所以另類也給另類的人帶來了好處。這樣的好事誰不願意做？某日在街頭看到一個滿臉麻子的男人，染著一頭色彩斑斕的長發，走起路來目空一切的樣子，好像他是國王。李贄之所以呼籲個性，隻因為孔聖人威加四海，整個社會被禮教壓抑得失去了小我，隻有大我。正如盧梭說的，上帝隻關注物類，而忽略個體。世上的許多果子狸被人吃掉了，還留著幾隻果子狸做種呢。李贄的聲音雖然微渺，但依然可以給那個時代甚至是後世帶去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