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主人還是自然之子
曾在聯合申報網上看過一個有趣的帖子,大意是天帝出華夏定,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仿佛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的悲歡離合皆源於神靈崇拜裏頭不是一神崇拜。讀起來徒增笑耳!戰爭對人類而言,結緣太久。豈是以神靈崇拜便可一言蔽之的?猶太民族是人類的三大原精神之一——信仰精神的開創者,但在曆史上猶太民族卻是人類所受苦難最深重的一個民族。
幾年前印度洋地震海嘯,給那些虔誠於耶和華或安拉的人們的心靈上掠去了一陣颶風,天災造成了十幾萬人喪生,如果說上帝隻是罰罪懲凶,而用一次大洪水去滌蕩,但在這次印度洋地震海嘯中,有很多可愛的兒童也不幸罹難,難道上帝就真的沒有了仁慈和憐憫?難道全能的上帝也失去用心智去甄別真善的耐心?與此同時,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也拋出了一番氣勢恢弘的講話,認為人沒有必要敬畏大自然。也就是說對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再一次進行了審視。人類與大自然到底是什麼關係?
“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這句話說得多麼豪邁!科學技術發展得這麼快,的確容易讓人想入非非忘乎所以了。萬能的上帝造得出自己搬不動的石頭嗎?——是個有名的悖論,但是人類若也被這樣一問,問題顯然可以迎刃而解。人類的確可以造出自己都搬不同的石頭,然後也可能創造出搬動石頭的力量來。而且人類到現在似乎比上帝還要進了一步,即人類可以克隆出一個自己來。請問上帝可以克隆出另一個上帝來嗎?如果可以,上帝可以再容忍出現另一個上帝嗎?到目前為止,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的事情人類還沒有弄清楚,人類來自何方?時光可以倒流嗎?宇宙曾經收縮過,而現在是在膨脹嗎?有一些人類的精英正在審視這樣的一些問題。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人類在大自然麵前在宇宙麵前,所表現出來的更多的隻能是豪言壯語,總之人類還不是萬能的,如有人貿然說人類是萬能的,總還覺得有些不妥。某些認為人類沒有必要敬畏大自然的理由是,近代科學才四百年的曆史,科學是加速發展的,四千年、四萬年後又當該如何?宇宙的時空是扭曲的,純粹從理論上說,人類是可心回到過去的,但從愛因斯坦的理論裏,我們又知道人類要回到過去,必須以光速行駛,但要以光速行駛,在加速度的過程中,質量會變得很大,也就需要無窮大的能量去支撐。所以人類的時光回溯在現在看來,就隻能是望梅止渴而已。
據報道俄羅斯的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壽命在二十年後將有望活到兩千歲,想想看在公元四十世紀的時候,地球上將生活著一種很累的生物——老人精,該是多麼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不管怎麼說,到了兩千歲,人還得死,生老病死,這是自然規律的,就衝這點而言,人類是做不到萬能的那一天的,所謂知之無涯而生之有涯。我身邊有些人愛買彩票,有一天就湊在一起開了個玩笑,說誰要是真的研究出了買彩的秘訣,這輩子就不愁吃穿了,買彩票有買彩票的遊戲規則,真的能一眼看穿,這樣的遊戲也就該曲終人散了。說到底,這樣的遊戲的真正意義也就在於多數人注定了是輸家。科學家研究人類的壽命也是如此,人類活到了兩千歲還得一死,不管人多麼了不起,也隻得完成有曆史使命,成為曆史過客。如果有人豪情壯誌的說我可以長生不老,聽的人隻會一笑了之。
中國的傳統思想在東漢以上偏重於講道,魏晉以下偏重於講理;道即是“天道”、“人道”的道,理也即是“天理”、“物理”的理。錢穆認為,如將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從粗處相比,中國人的講道有些類似西方的宗教精神,中國人的講理則類似於西方的科學精神。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生天地”,然後又說“道法自然”。道是可以主動去求取的,世上原無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講道更多的是求諸行,道以行為幸福,所謂行道。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中國的宋明以後的理學,雖然說“格物窮理”,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思想的層麵。這也是中國近代的科學精神沒有像在西方世界那樣有具體表現的原因。不管是西方的宗教精神還是科學精神,如果詰其深層,都不能得出人即是自然的主宰這樣的結論。任何一項科學發明,類似於中國的講理,理是客觀存在的,並不能說牛頓不發現發現萬有引力,萬有引力就不存在;中國的講理,也即存理在先。對於真理而言,人隻有發現真理的份,而不能說創造真理,人隻能是真理的好員工。人類要更好的利用自然力,隻有先主動的去發現自然規律。
接下來還是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的問題。人類既不是萬能的,就不能說可以掌控一切,對大自然尤其如此。相反的是,在過去的若幹年月裏,由於人類的愚昧抑或對自己能力過分的自信,導致生態環境日益惡劣。就眼下而言,人類是有能力毀滅整個地球的。但到了這個份上,人類更像是個小孩子,總得處處留心,最怕像尼祿那樣的暴君,在一座燃燒的城市麵前徹夜狂歡;生怕有一天,某個科學狂人突發糊塗病。也就需要有更多的理智,這種理性就包括要更深入的了解人類自己。大自然有它的規律,人類可以發現,卻並不等於完全的征服,而是理性的趨利避禍。奇怪的是一些偉大的頭腦,他們並沒有說自己是不信上帝的,人總要有信仰,沒有信仰的民族是危險的。斯賓若莎盧梭愛因斯坦們都有他們自己的“上帝”,康德認為上帝存在於兩大神秘中;即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盧梭說,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但那並不是業已人格化世俗化抑或“三位一體”的神,而是人類在茫茫暗夜裏始終不滅的價值觀和真理。未來的歲月,人類還會相信“上帝”是永遠不會迷失的,那已在人類的心靈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沒有虔誠,道德焉附?沒有虔誠,洛克所說法的自由何以實現?
現在中國掀起了共建和諧社會的熱潮,和諧社會的口號深入人心。這其中就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承認了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實際也就有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定位,當然不是主仆關係,而是一種唇齒相依生死攸關的關係。要愛護大自然關心環保事業!有人認為中國可以和發達國家一樣,發展後再搞環保,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對這種看法持否定態度,因為環境惡化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逆轉的,從長遠看是得不償失的。善待大自然是一種責任!
荒誕或者真實
哈維爾認為責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又叫“認同”,即人之所以為人,人區別於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續和消亡的基本點,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這種認識真讓人怦然心動,其實人類真正做到了那個地步,離洛克所說的法的自由的時代就不遠了。洛克認為,隻有在虔誠和遠慮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法的自由才得以實現。美國總統肯尼迪說過,不要問美國給了你什麼,而要問你給了美國什麼?以責任為出發點,可以解決很多現世的問題。哈維爾說真正意義上的政治,並不是邪惡的事業,是邪惡的人玷汙的它,政治本身並不可怕。總是有人試圖將政治攪成渾水,高潔的人退避三舍;懦弱的人聞之膽寒;而陰謀家正好從中牟利。同樣的是,總有人在利用華麗的辭藻,掩蓋了作為“人”這一標誌的責任。用俗話說就是“不說人話不做人事”。
在一個非理性的社會裏,即使最邪惡的行為也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這裏麵的代價卻是良知和道德的萎縮。譬如說我們有維護一個社會純潔的責任,但罪行正肆無忌憚地在身邊進行,而我們還是看客。譬如說我們從不知道選舉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們已經被世俗的生活搞得焦頭爛額,許多絢麗的偽飾說辭好像是遙遠天邊的彩虹。而我們也總是懶得去追問。久而久之,我們便成了政治生活的陌路人。其實最好的姿態,不是我們被別有用心的隔離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的是關心政治生活正是我們的責任。因為人民有必要對自己的福祉報以關注的目光。哈維爾說得好,現在的情況是人們被圈定在狹隘的物質利益的追逐中,代價是道德的日漸缺失。如果說人類還有寥寥可數的普世價值觀的話,那麼良知也是其中之一——那就是我們的精神上帝。哈維爾覺得有必要還政治家的本來麵目。
哈維爾是個荒誕劇作家,用中國人的看法是書生氣十足。當然中國現在世俗所說的書生氣往往是帶有貶義的,這是一個追逐短期利益的社會的典型標簽。即讀書破萬卷不一定有用,一定要加上一句,你的知識很實用嗎?這樣的追問實在是有些可怕的!畢業生在沒有畢業之前便開始張羅給自己找工作了,社會輿論還會一個勁地叫好。能不叫好嗎,人群好像越來越成熟了,社會好像越來越有希望了。這樣,在知識的殿堂,論文剽竊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知識可能不實用,做學問可能不實惠,但剽竊卻是最經濟的法門。現實世界的荒誕劇就愈演愈烈。權力當然是值得追求的,但那與某人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無關,有關的隻是更多的切身利益,一將功成萬骨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多麼可怕!
這個社會的確是太精彩了。那些偉大的靈魂所能想到的是自己的責任和良知。但在這個世界的許多地方,器物文化得到了張揚,心態文化卻得不到舒展,製度文化也往往理解成與前者無關。在一定程度上器物文化的弘揚,就是最有說服力的證詞。官場鼓吹的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於卸任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則可能不在考慮之中。李慎之在《哈維爾文集》的序言中寫道,如果有來生,他會選擇去當一名公民教員。人們往往被局囿在器物文化的死海裏,公民意識遲遲卻得不到成長。人們總有一天會明白,自己得到了什麼又在失去了什麼;總會明白自己有追求什麼權利的責任;他們一定可以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靜靜的夜裏,仿佛正有許多螞蟻在骨頭裏爬動,我想,欲言不暢的感覺如斯。王開嶺寫過一本書——《激動的舌頭》。真正理想的社會是人們的舌頭不再有激動的必要,因為人們從來就沒有欲言又止的顧慮。在古代美索不達美亞文明時期的楔形文字,就是隻表意不表音的。對於某些統治者而言,人們的語言能力最好是在退化,那大概更有利於思想的平整。但在一個生物多樣性的世界,在一個多元文化相互影響的社會,在一個全球化浪潮撲麵而來的時代,那樣的妄想恐怕是越來越難了。其實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將會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這種前景在我看來是沒有疑義的,但較好的願望是,人們在抵達那個時代的路上少一些血風腥雨!
哈維爾在他的文字裏,一再強調道德、責任、良知。他將良知作為政治的核心內容之一。在這方麵,多少有點像切·格瓦拉,認為勞動應該是人的美德之一。正如托馬斯·莫爾爵士在《烏托邦》裏麵所寫的,人們都將勞動作為一種美德,表現出高度的覺悟。在我看來,所謂的經濟社會就是那樣的。在一個有道德、責任、良知,又和諧的社會裏,才能真正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的社會。你會看到工廠將不需要那麼多的管理人員,國家機器原來可以變得簡單一些的。維係這個社會的成本將會變低,而且是以不犧牲繁榮前提。奧修說,對一匹良馬而言,永遠隻需要一根鞭影,即不需要真正的揮動鞭子。一個社會也是如此,當法律越訂越多,事實是訴訟越來越多,人們還為之津津樂道,其實是我們已經漠視了整個社會所缺失的是道德,責任和良知。相形之下,就會明白我們這個社會真正匱乏什麼。我們能欣慰什麼呢?隻因為這個社會舞動的鞭子越來越多?或者為這個社會正變成一匹愈來愈劣的馬嗎?
說真話,我自信我們的社會正在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技術人才。可怕的是社會分工的細密,會使教育越來越有偏頗,到最後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了。會不會是工作機器?會不會在利益的追逐裏變得越來越缺乏個性,到最後整個社會不是變得多元了,而是由眾多無趣的人組成。因為教育使他們變成了無趣的人。一個社會表麵的繁榮,其實也有可能孕育了更大的深層危機。即人類之所以為“人類”這一身份的流失。
這個世界,一定需要有像哈維爾那樣的當代聖賢,為人類的長遠福祉奔走呼號。我們需要李慎之先生那樣的人,為公民教育服務。我們需要繼承“五四”運動的精神,認識世界,發現自己,認識自己!
在骨髓裏保存著文化的良知
文化人中從來不乏無聊和品德敗壞的人。就文人而言,“文人相輕”幾乎一語成讖,千百年來再也繞不過去。特別是在我們這個動輒以道德格人的國家,才藝往往隻是道德的配角。照這樣看,趙孟頫的書畫就算美妙絕倫也是白搭,誰叫他以宋宗室後裔之身,不以仕異族為恥。明季的李贄想當然要為自己的出格言行負代價,但他到底還是個勇敢的文人,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真正實現了不逾矩的境界,因為他更像蘇格拉底,全不以生命為念,叫人用一塊木板,徑直將自己抬往詔獄之路。我們再也不能認為他隻是佯癲佯狂嘩眾取寵了。他沒有遇上僥幸的時代,萬曆皇帝是個倦怠悠閑的人主,他除了走向自己的極端,是不會對世界持有超前意識的。從現在看來,顯然不能將趙孟頫和李贄歸類在墮落的文化人之列,相反他們才是精英。若幹年後我們驀然發現,精忠報國的嶽飛不再是民族英雄,因為他所要報的國,已經有了更多的包容更新的詮釋。但我們不能忘記汪精衛也曾是風流倜儻的才俊,否則怎麼會瞞過孫中山的“天目”?
人類曆史風雲變幻,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一部文化史如果細細看去,也更讓人的心情百轉千回起伏跌宕。多少年來我還記得一段文字,令人感慨無限。說的是廿多年前,一個曾經有名氣的詩人,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改造”後,真的“脫胎換骨”,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夫。人類生活是高明的,它沒有既定模式,譬如說寫不寫詩,對生命並不構成致命的因素。但是牽強附會地把許多人擺放到一條相同的生活軌跡上,顯然是不智之舉。不能不說是一種權力的臆想和冒險行為。
知識無用論到今日並沒有壽終正寢,相反的是它又發酵成了一種令人望而生畏的怪東西——或者說是另一個極端,仿佛是人類的某些悲劇循環,即唯利的知識備受吹捧。世俗的眼光看人就有了標準:貧窮的文化人是可恥的。這也就成了世俗看人的症結所在。況且孔夫子有言在先,邦有道,恥貧賤!通常所說的文化知識被剝離得隻剩下骨頭,也就是技術,因為技術可以獲利,而且目的往往比較純粹。但是技術高並不代表著達到了高邁的境界,機器人在某些方麵的工作能力是人不可比擬的,但有技術的機器人終究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這也可以說是唯技術馬首是瞻者的不可釋懷的悲哀。有許多聰明人意識到了這種悲哀,他們以文化的名義,大肆榨取“文化”的剩餘價值。那也就成了“文化搭台,經貿唱戲”的活水源頭。隻是所謂的文化原本是炒作出來的,經貿的根基能否夯實也就成了問題。文化之旅通常是苦心孤詣的。但旁門左道還是有的,那就隻能跟秦時的趙高一樣指鹿為馬,也就是獨裁者慣用的手法。文化的確不是某些人的專利,也並非不通人情。餘秋雨先生的話就可以為我們解懷了,文化本來就在為我們的功利世界輸送著源源的活力和後勁,文化和功利之間原本是相通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