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的邊緣
日前偶然讀過一篇網文，是作者回憶英年早逝的女大學生的，她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學者。因為她覺得在當今時代，也許隻有書齋，才算得上是一塊生存的淨土了。蒙田也做過兩任波爾多市市長，但他卸任之後就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學者的象牙塔生活。可見做學問也是逃避世俗追殺的生活方式。
但做學者也有做學者的難處，特別是在當今社會。像文化學者餘秋雨，好像應該隱身在學問的背後，譬如一本寫得特好的書，作者卻隱身其後。但餘老師沒有做到，山居也好，苦旅也罷，他還是瀟瀟灑灑地走到了前台。有人鼓掌也有人哂笑。這就是現實給予學者的雙重回報。人們心目中的學者形象大概是這樣子：長衫長袖，深度眼鏡，或如羅丹的《思想者》，高深莫測。
學者首先是讀書人，中國的傳統讀書人又跟平頭百姓不同。至少在潛意識裏比三流九教高級，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不善營生潦倒得不成樣子，還硬是裹著又臭又破的書生行頭。吳奇隆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學子們清一色的儒服，讀起書來搖頭晃腦，正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給人一種浪漫的遐想。自從統治者以學而優則仕開科取士以來，讀書就成了普羅大眾晉身“人上人”為數不多的捷徑之一。中國就似乎有著崇尚讀書的良好動力和氛圍。其實也不然，因為舊社會有著荼毒人心的等級觀念，讀書和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糾纏在一起，如果隻從這樣的出發點來看，讀書實在是被一種畸形理念扭曲了。再就是精忠報國，像嶽武穆，又難免不陷入愚忠的窠臼，一連十二道金牌，讓十餘年苦心經營的抗金大業灰飛煙滅。到現在，嶽飛連“民族英雄”也做不成了，因為有爭議說當今中國是個百族共和的國家，漢族隻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支。但在一個封建體製中，想不做到愚忠的份上，的確是打燈籠難找的事。因為最大的是皇帝，而不是老百姓。所以說首先被顛倒的是誰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常常為執法者含糊不清，表現在用納稅人的錢，卻做著傷害納稅人的事情。一位相聲泰鬥侯寶林說過這樣一句動情的話，觀眾就是他的衣食父母。假如這是出自肺腑的話，對待觀眾不虔誠也難！
傳統讀書人的身份和潛在地位是他們矜持的坐標。這也成了舊戲劇中經典的內容。譬如書生開始一文不名，愛上了大家閨秀，當然門不當戶不對，總是為對方的家長所不容，這種厄境便由科舉考試變成轉折點。從這種意義上說，是科舉成全了那個社會的自由戀愛。也可以說科舉是等級社會的等級交換器。但這並不能稀釋傳統讀書人的悲劇命運，因為科舉通向的依然不是一條尊嚴之路。如果說卑賤是那個時代人們的普遍遭遇，讀書人隻不過是那個時代的阿Q而已，尊嚴等於夢想。正像乾隆斥罵紀曉嵐所說的，看你有些才華，權且當條狗豢養著，莫不要不識抬舉，動輒放言國事。
在一個沒有尊嚴的社會裏，做學問成了最後的桃花源。讀書人的清高也隻能作為一種自戀情結。即使如屈原的清高，也難免不是一種失意後的憤世嫉俗。不苟活的下場隻有死，抑或如魏晉的高士們，在山林和詩酒間找尋亂世的最後自由和人格尊嚴。這樣一想，中國的讀書人真是太苦了！要麼做跟屁蟲，要麼佯顛佯狂。
到了當代，文化人得到了社會的認同和尊敬，但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文化人意味著遠名利。一旦在公眾場合露臉多了，難免招惹異議。況且做學問寫文章，難免不出缺漏，等於把自己的缺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實究其當初，名利本來就是讀書人所趨的。一開始，名利就深入讀書人的骨子裏，讀書就是為求名利而來的。但讀書人的偽清高，又決定了他們會把大張旗鼓的求名求利看成是可恥的。名利是讀書人心頭的隱痛。有個學生這樣疑問：我們好像都是為了小我而讀書的，而小時候書本上總教育我們要為大我而讀書，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當然不矛盾，大我可能遮蔽小我，小我卻可以彰顯大我，所以為小我而讀書沒有什麼不好。
現在的文化人沒有必要再背著沉重的名利的包袱了。適當的顯名得利未嚐不是有益的。隻要名利不會蒙蔽文化人的真知灼見，隻要名利不會腐蝕超凡的大腦。有個科學家有很多錢，但他對錢並沒有具體的認知，金錢對他隻是一個符號而已。到了那種境界不可謂不是他的福祉。
行走文字如此鮮美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希臘雅典，夜宿Herodien旅館”。
“……夜宿納夫裏亞的King－Minos旅館”“……夜宿Europa旅館”。
這隻是隨便從餘秋雨的《千年一歎》裏麵抄摘的幾個夜宿的記錄。九泉之下的徐霞客是欣慰的。因為他的後人能將步履邁得更大，去的地方更遠，遠足的意義卻決不菲薄。時代為行萬裏路提供了諸多便利。特別是在觀念上，“父母在不遠遊”的曆史已經一去不返。當今就是一個鼓勵遷徙，一個能令詩人縱情行吟的時代。眾所周知的文學的日益邊緣化也不再是可怕的事情，“大隱隱於市”，總還會有人在萬丈紅塵裏收獲文學的果實。隨著國際間交流的頻繁和密切，和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法製的不斷完善，所有困囿人們自由流動的障礙都將被質疑和推翻。然而在當今社會，遠足的意義依然是如此重大，因為多數人都義無反顧地將光陰虛擲在物質的創造和攫取上。有時竟不能求全責備！
行走文學抑或肢體寫作在當代有著更大的空間。甚至有許多學者也不再局限於鬥室內的“天問”，而是勇敢抑或不失時機的讀萬卷書後再行萬裏路，張五常在三十歲之前反芻了很多書，而立之後隻是專注於做學問和學術交流。行走與思維的結合，讓思想紛呈立體化，展現出更大的魅力。這些都是時下行走文字、肢體寫作火爆一時的原因。文學並不是命中注定了屬於寂寞，否則不會有洛陽紙貴之說。一門寂寞的學問往往擺脫不了曲高和寡的嫌疑，除非是哲事的苦思，如斯賓諾莎不得已的閣樓人生。生命注定了是短暫的，在有限的光陰裏，讓視野盡可能地寬闊一點不能不說是幸福的。這個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將生命糾纏在物質淵藪裏的人。餘秋雨的《千年一歎》固然有粗糙和生硬的地方，然而我還是喜歡他那若有所思的微笑。
我不覺得行走文字和肢體寫作有什麼不好！恰恰相反，一看到如“伊斯蘭堡，夜宿Marriott旅館”之類的字眼，總是報以由衷的向往。特別羨慕那樣的人：以美食家之名吃遍天下，靠一支筆周遊世界。
智者不亂仁者無懼
我的另一半源源不斷地用電子郵件發過來許多與“非典”有關的信息，同時少不了囑咐，如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多喝橙汁啦。電視報紙上也是鋪天蓋地的“非典”報道。餘秋雨、陳逸飛等文化名人聯手拍抗非典的的公益廣告片，名為《智者不亂仁者無懼》雲：“人類的淨化，大半來自病疫，人類的相助，大半來自危急，人類的高貴，大半來自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