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望道、鄧中夏、瞿秋白的組織、聯係和影響下，一批共產黨早期的著名領導人、教育家、理論家、文學家紛紛到上大任教職員，如陳望道講授文法和修辭，鄧中夏講倫理學和《中國勞工問題》，瞿秋白講授《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現代民族問題》，李達講《社會思想史》，蕭楚女講《中國農民問題》，蔡和森講《社會進化史》，惲代英講《中國政治經濟狀況》，施存統講《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講座》，沈玄廬教中國文學史，安體誠講《現代經濟學》，董亦湘講《民族革命講演大綱》，楊賢江講《青年問題》，張太雷講《工人運動史》，李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有李漢俊、侯紹裘、彭述之、高語罕、沈澤民、茅盾、蔣光慈、卜士奇、田漢、洪野、鄭振鐸、豐子愷等著名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者在上大任職、授課或講座。
上海大學一時間聚集了這麼多的共產黨領導人和早期骨幹，與陳獨秀的高度重視和支持是分不開的。那時期他是中共中央委員長（總書記），1925年1月並兼任中央組織部長，一直掌管領導幹部的工作分配，而當時總數不多的中共骨幹集中到上大任教，沒有他的同意是不可能的。他雖然因為忙於黨的領導工作並籌劃國共合作事宜，以及環境險惡而沒有親到上大任教或講演，但是，仍一直關注著上大工作，曾指定羅亦農（1925年12月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為他和上大的單線聯係人，由羅亦農向上大黨組織布置任務。1926年，陳獨秀曾要羅亦農帶當時上大黨組織負責人高爾柏來當麵談話，陳獨秀關切地問高爾柏：需要黨大力支持些什麼？鼓勵高放手工作。陳獨秀還讓外甥吳熙進上大學習並任上大共青團書記。
上海大學成為東南革命運動中心
陳獨秀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教育家。隨著時代和革命運動的不斷發展，他的教育思想也與時俱進。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他主張用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改革中國傳統教育，積極倡導並創建科學與民主的教育體係。他認為：新教育是客觀的，教育主義是社會的，教育應“注重在改良社會，不專在造成個人的偉大”，改革教育的著眼點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會；大學程度要提高，同時也要普及，各大學應多收絕對不限資格的自由旁聽生。
由國共兩黨合作創辦、實際上由共產黨人主持校務並有一些陳獨秀的學生或追隨者參與教學的上海大學的教學實踐，毫無疑問受到陳獨秀教育思想的影響。
首先，上海大學是一所以改造社會為職誌的革命的學校，是以“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為宗旨的高等學府，教學內容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如社會學係主要課程開設了社會學原理、社會學通論、社會學史、中外社會變遷史、社會進化論、社會主義史、社會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生活哲學、人類學等，還開設20餘門選修課，如國際法、民法通論、刑法、商法、行政法通論、各國政府組織大綱、政黨論、財政學、工業政策及社會政策、世界語等。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理和三民主義理論成為全校最受歡迎的革命理論。廣大師生還參加了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一係列鬥爭，許多學生沒等到畢業就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不少人獻出了生命。1923年，上海大學黨小組被編為中共上海區委的第一組，發展了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劉華等人入黨；1925年上大成立中共支部。反動派則稱上大是“過激分子”的活動基地，宣傳馬列主義的大本營。日本的著名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經常報道上大，還預言“上海大學將來不獨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搖籃和溫床，而且是東亞各國共產主義的搖籃和溫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24年12月《警務處日報》稱：“這些過激分子的總機關設在西摩路一百三十二號上海大學內……該大學之大部分教授均係公開共產黨人，彼等正逐漸引導學生走向該政治信仰。”他們屢次敦促北洋政府盡快封閉上大。因此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上大在上海學界首當其衝地遭到國民黨新軍閥的查封而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