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上大教學活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教得生動，學得活潑，治學嚴謹，注重教學效果。上大的教員不是糊口度日的“教書匠”，而是熱心於教育工作的有識之士，尤其是許多共產黨人為了培養“建國人才，備為世用”，在擔任學術譯著和繁重的社會活動的同時，更是精心於上大教務的改革，總是滿腔熱情地幫助、指導學生，直到理解為止。在課堂上，教員們不是照本宣科滿堂灌，而是有重點的啟發引導。如瞿秋白教社會學、哲學時，能夠根據學生們的原有程度和接受能力，常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深入淺出地把一個個問題講得極為通俗易懂，把理論與當前的實際鬥爭相結合，既宣傳了革命道理，又把現代政治講活了，同學們很喜愛聽他的課。
三是辦學的靈活性和多樣性，理論聯係實際。上海大學並不滿足於常規的教學，在內容上以課堂為主又走出課堂；在教學對象上，以校內學生為主，又走向社會；在聘請教師上，以固定教師為主，又兼聘專家學者和社會名流來校設立特別講座。為擴大知識傳播和革命的宣傳教育，上大允許校外人員旁聽，隻需一個在校學生或教職工介紹就可。此外，上大還免費在校內或由學生深入工廠、街道舉辦平民學校、夜校、工人子弟學校、識字班等，由上大同學任教，連課本和文具都由學校供給，既宣傳教育了群眾，也提高了自己。僅1923年冬至1924年春，僅安徽省就有青年許繼慎、王步文、彭幹臣、曹淵、楊溥泉、李坦、陶淮、黃天白等在上大旁聽，並參加革命活動。
上大學術氣氛十分濃厚，學術團體益形發達，研討活動非常活躍。研究社會科學的有社會科學研究會、社會問題研究會等，研究文藝的有青風文學會、湖波文藝研究會等，英文係學生雖隻有三四十人，但也組織了英文演說會，每星期每人用英語演說一次。各學術團體不是純學術的，而是將學術研究與社會活動緊密結合。如社會問題研究會有會員80餘人，除舉辦演講會外，每星期照例開會一次，討論重要的社會問題；三民主義研究會有會員300多人，其宗旨在於徹底了解三民主義理論，並促進其實現；中國孤星社有社員百餘人，其宗旨在討論社會問題，研究改造社會的辦法，並發行《孤星》旬刊。同學們樂意把學到的東西，毫無保留地貢獻給社會，切實做到學習不忘革命和社會改造，為革命而刻苦學習，積極參加各項革命鬥爭和社會活動。幾年間，上大培養的學生有劉華、李碩勳、賀昌、楊尚昆、匡亞明、秦邦憲（博古）、張其雄、康生、張琴秋、丁玲、楊之華、傅學文等等，僅安徽籍學生著名的就有薛卓漢、王步文、王稼祥、張治中、胡允恭、徐夢秋、徐夢周、劉一清、吳雲、吳震、謝芸皋、徐達文、方曙霞等等。上大辦學成績卓著，聲名鵲起，不僅國內各省中學生，就連一些名牌大學的學生、留學生、歸國華僑也紛紛前來就學。上大培養了大批革命人才，更多的進步人士在上大師生的宣傳教育和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
以上表明，上海大學的辦學方針和方法正是陳獨秀所倡導的，上大培養的改造社會和從事革命事業的各種人才也是陳獨秀所希望的。可以說，上海大學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陳獨秀的教育思想。
（責任編輯：吳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