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應該努力，但我應該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長鋏歸來乎！何處是我的家鄉？
令我這一顆柔軟的心兒，永遠的這樣係思懷想！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利群書社許多社員在思想認識上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惲代英也開始感到靠“共同生活”來改造社會的道路是走不通的。1920年10月，惲代英在《互助》雜誌第1期發表了長文《未來之夢》。他在文中提出靠共同生活的擴張，把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的天國”，是典型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惲代英在談到利群書社的發展時說：“新村主義是錯了的，”“重蹈工讀互助團的覆轍，亦絕不是法子。”惲代英雖然承認“個人主義的新村錯了”，但仍幻想避免用革命手段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希望通過“共同生活的擴張”和在鄉村發展教育、實業，從而由經濟方麵壓服資產階級，使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的天國”。這種空想性在利群書社大多數社員中普遍存在，故有代表性。
1920年底，陳獨秀在與張東蓀假社會主義論戰時，對惲代英發表的《未來之夢》做了尖銳的批評：“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製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的餘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陳獨秀是惲代英崇敬的師友，也是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他對工讀互助團認識的覺醒和對《未來之夢》的批評，使惲代英和利群書社的成員受到極大的震動，促使他們從空想中醒悟。
與此同時，劉仁靜也從北京給惲代英寫了一封長信，批評了他空想的“社會主義天國”。指出中國革命要想獲得成功，必須走蘇俄的道路。1921初，在蕪湖省立五中任教的沈澤民在給惲代英的信中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駁了教育救國論，指出：“教育問題，正如一切問題一樣，非把全部社會問題改造好了，是不得會解決的。”4月，林育南也在北京給惲代英寫信，讚成用階級鬥爭解決社會問題。6月，林育南再次寫信給惲代英，誠懇地對《未來之夢》中的一些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說：“我們的理想是仿佛對的，但審查社會情形和我們的力量，恐怕終久是個‘理想’，終久是個‘夢’嗬！”惲代英曾反思這時期的思想：“我記得我以前癡想以為我開辦了一個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樣的發展以至於完全改革社會，於是做了一篇《未來之夢》，打發其狂熱……但是事實上證明我隻是一個荒謬的空想，一個荒謬的空想，改革社會決不像是這樣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
1921年1月，惲代英和黃負生、劉子通等創辦了“以改造湖北教育及社會為宗旨”的《武漢星期評論》。不久，《武漢星期評論》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公開出版物，積極宣傳新文化，傳播新思想。此後，該刊成為武漢共產主義早期組織直接領導的黨刊。《武漢星期評論》對於宣傳辯證唯物論觀點，講解馬克思主義學說，鼓吹改造社會、改革教育、婦女解放，揭露和批判軍閥的反動統治，都起了較大的作用，當時在武漢地區特別是在教育界中有較大的影響。
對這一段火熱的歲月，董必武後來回憶說：“那時，武漢有一個激進的青年團體，他們有烏托邦和半無政府主義思想，熱衷於搞‘新農村運動’。這個團體的中心在中華大學，他們創辦了一個‘利群書社’。他們的領導人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名叫惲代英。他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是中國早期最優秀的青年領導人之一。這些‘新農村人’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不久他們就開始討論馬克思主義，並有許多人參加了共產黨。”
從利群書社到“共存社”
1921年6月，湖北軍閥王占元發動兵變，利群書社損失殆盡，被迫停業。
1921年7月初，武漢各校都已放暑假，為了盡快將新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建立起來，惲代英和林育南等商定，將組織活動的重心由武漢轉移至革命基礎較好的黃岡，並決定讓林育南先行回家鄉黃岡進行革命團體的籌建準備工作。浚新小學是一所進步學校，學校的學生都是勞苦大眾的孩子。學校進行的是新型教育，學生接受的是進步思想。這樣，在林育南、唐際盛等人的組織發動下，浚新小學聚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為新的革命團體的建立準備了組織條件。
7月14日，惲代英從武漢來到黃岡，立即同林育南等人商定，召開大會，宣布成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新團體。1921年7月16日，成立大會正式在浚新小學開始。出席者有惲代英、蕭楚女、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實、樂景鍾、李書渠、林洛甫、廖煥星、盧斌（陸沉）、盧春山、鄭遵芳等來自河南、陝西、安徽、湖南和武漢等地的23名先進青年代表。大會由惲代英、林育南、李書渠擔任執行主席，代表們暢談了各地進行改革活動情況，著重討論了建立革命團體的問題。大會首先商定了新團體的“主義及宗旨”，經過反複激烈的討論，最後通過決議，成立了類似蘇俄布爾什維克式的組織“共存社”。共存社下設總務股、教育股、實業股、宣傳股。社內分社員和社友，社友有選舉權，但不能介紹別人為社員或社友，社內事宜，則由社員、社友公決。委員的人選，由社員、社友民主選舉產生。社員、社友必須遵守社內各項規約。
共存社的宗旨，公開宣布擁護馬克思主義，主張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改造社會，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這表明，共存社是一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團體，與互助社、利群書社相比，發生了質的飛躍。
從互助社到共存社，標誌著互助社的成員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變化，即清除了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殘餘，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給他們中大多數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的事業浴血奮戰乃至英勇獻身，奠定了思想基礎。在黃岡成立的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共存社，是中共曆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建立在鄉村的共產主義早期組織，在黨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它卻鮮為人知。
1921年八九月間，林育南在中共武漢臨時工委成立後，最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惲代英通過他早已結識的陳獨秀，在上海入黨。1922年2 月，惲代英和林育南又介紹林育英入黨，使其成為中國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1922年春，共存社宣布取消，絕大多數成員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初，惲代英到廣州擔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並兼中共黨團書記，在校內與周恩來並列為最受歡迎的演講人。1928年秋，惲代英被調到上海，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後調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協助部長周恩來工作。1930年5月，惲代英在上海被捕。不久，因叛徒出賣而暴露身份，英勇就義。
斯諾在1936年采訪毛澤東時問：“在你的述說中曾多次談到惲代英這個人。而我在這幾個月的采訪中也曾多次聽人談論到他，周恩來就是其中一位。在紅軍中甚至有人稱他為中國的‘甘地’。他重視思想品德的修養，情操高尚，從不追求奢華，過著十分清淡的生活。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則是十分堅定的，而且還似乎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轉變也起了重要作用。不知這樣評價是否合適？”毛澤東神情凝重地點點頭：“你的評價是正確的。惲代英是一個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國革命青年的領袖，具有很強的理論水平，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宣傳鼓動家。他目光遠大，政治立場堅定，與我也有著十分深厚的友誼。”
（責任編輯：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