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陳獨秀
作者：徐光壽
陳獨秀在一生64個春秋中僅僅去過兩個國家——日本和蘇聯。青年時代他曾五次前往日本留學，主要是為政治避難並尋求真理。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陳獨秀曾經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遠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是陳獨秀一生中第一次前往蘇聯也是最後一次出國之行。此次蘇聯之行對陳獨秀影響很大，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他對於孫中山國民黨以及共產國際極力主張的、中共中央即將實行的與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針的態度。好麼，他為什麼要去蘇聯？在蘇聯期間做了些什麼？蘇聯之行對他到底有哪些影響？這些問題值得去深入細致地探究。隨著近些年來俄羅斯國家政治曆史檔案的陸續解密，我們對陳獨秀蘇聯之行的具體情況才有了較為全麵的了解。
會前：紛繁複雜的現實困惑
俄國（1922年後改稱蘇聯）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發祥地，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早在五四運動前，陳獨秀就對十月革命的勝利表示了祝賀，並流露出對蘇俄的向往之情；五四運動後，陳獨秀的思想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轉變，堅定地主張要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自1920年2月起，“南陳北李”相約建黨，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次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共二大，在陳獨秀主持下，通過了關於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從此，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便正式成為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中共中央成了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其組織原則和管理條例，當然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一切決定。
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前後，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之間已經出現了第一次嚴重的意見分歧，主要是對孫中山國民黨性質的認定和對國共合作的方式問題。
對於孫中山的國民黨，陳獨秀再熟悉不過了。從20世紀初起，他就在日本東京和國內上海、南京等地，與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甚至中國同盟會的前身華興會、光複會等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主要成員，一直過從甚密。陳獨秀本人就是安徽地區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嶽王會的領袖，但他一直沒有加入中國同盟會。他參加過安徽地區的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擔任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當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組建中華革命黨時，陳獨秀卻在上海舉起了新文化運動大旗，發起思想文化領域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晚年陳獨秀自稱一生的經曆是“康黨——亂黨——共產黨”，其實這個“亂黨”指的就是資產階級革命黨。陳獨秀自己就曾經是個大名鼎鼎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
陳獨秀與孫中山也是十分熟悉的老朋友。兩人雖然相差13歲，孫中山投身革命的時間也要早些，而且在陳獨秀參加革命時他就已經成為舉國皆知的革命領袖。陳獨秀自幼性格剛強，特立獨行，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實際行動和偉大人格十分敬佩，但對孫中山領導下的其他許多革命黨人的所作所為卻不願恭維。故而中國同盟會成立之時，許多革命團體和革命黨人紛紛加入，隸屬麾下，但嶽王會的大多數成員卻始終遊離於同盟會之外，自行其是。不過，身為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孫中山對陳獨秀倒是一向懷有好感，曾經三次與北洋軍閥和租界當局交涉，營救過陳獨秀出獄。但是，五四以後的孫、陳二人，畢竟隻是理想各異、道路不同的朋友而已。毫無疑問，在陳獨秀看來國民黨隻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據楊奎鬆先生考證，中共成立伊始，陳獨秀就早於黨內其他領袖提出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而且也多次發表文章，提出中共要與孫中山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為此，黨的二大在陳獨秀的主持下還通過了一個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當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少共國際代表達林也曾直接向孫中山建議，組建國共兩黨的黨外合作聯盟。但是，這些主張和建議都被固執己見的孫中山嚴詞拒絕。孫中山堅持認為，在中國隻有國民黨才是真正革命的黨，三民主義才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資本主義才是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國共合作隻能采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特殊方式進行。這既讓年輕的共產黨人難以接受，也讓渴望中國革命高潮盡快到來、努力維護蘇俄遠東地區安全的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十分著急。考慮到類似的情況在英國也有過先例（共產國際“二大”期間，列寧就認為英國共產黨加入英國工黨，有利於英國革命運動的開展），在聽取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彙報和建議後，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當時列寧正在患病）迅速作出了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的決定，而且授予馬林以指導中共中央一切工作權力的尚方寶劍。
受共產國際的指派，馬林列席並指導過中共成立大會，對中共的成立給予了幫助。在中共二大召開之前，他已於4月下旬回國述職並尋求支持。在回國之前，馬林曾經數度向陳獨秀和黨的其他領導人提議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馬林建議的前提有兩點：一是這個隻有幾十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織如果不在組織上同國民黨結合，其宣傳工作的前景將暗淡無光；二是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包括中國工人階級在內的，集知識分子、僑民、士兵在內的群眾性大黨，有著長期的革命曆史、豐富的鬥爭經驗，而且還有一塊鞏固的根據地。不知當時陳獨秀是否為此與馬林發生過激烈的口舌之爭，但馬林的提議遭到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共中央堅決的拒絕確是不爭的事實。為此，陳獨秀還曾專門致信維經斯基，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六條理由。此次馬林卷土重來，大權在握，自然是來者不善。
應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於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開了特別會議，陳獨秀等中共領袖都參加了會議。如今事過境遷，當年在會前和會上激烈辯論的情景已經難以複述了，但最後的結論是確定無疑的——通過了黨內合作的方針。綜合一些與會人員會後的追憶可以得知，最終還是由於馬林搬出了共產國際指示這一尚方寶劍，當然也是出於對共產國際權威性的尊重，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央委員們改變了抵製態度，同意有條件地“暫時支持國民黨”。對於陳獨秀的這次重要轉變，著名學者任建樹先生在《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中寫道：“這大概是陳獨秀有生以來第一次做他不願意——至少是當時不願意做的事。一位個性倔強、脾氣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為了以實際行動支持共產國際的決定，陳獨秀在會後不僅率先加入了國民黨，而且他還發表多篇文章，一律按照馬林的觀點公開地宣傳國民黨，由於當時他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和崇高聲望，因而他在公開場合的態度轉變，十分有力地推動了黨內其他同誌的轉變，從而大大加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中國共產黨將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團參加大會。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帶著幾分向往，也帶著幾分迷茫，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
會上：努力闡述中共主張，熱情幫助革命青年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實現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轉變：學習目標從法蘭西轉向俄羅斯，鬥爭形式從思想啟蒙轉向政治革命，啟蒙對象從青年學生轉向工農大眾。陳獨秀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李大釗等先進人士和《民國日報》等進步報刊對十月革命及蘇俄情況報導的間接了解；二是通過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長期接觸和深入交談而直接獲得。特別是第二個途徑對陳獨秀影響更大，從1920年5月至12月，陳獨秀接待了由李大釗介紹從北京來到上海的維經斯基，半年多時間的密切相處，不僅使他加深了對於十月革命的全麵認識，而且提高了他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因此，在共產國際和蘇俄政府來華的所有代表與顧問中，陳獨秀最為信任的就是維經斯基。以至於在後來當陳獨秀與在華的共產國際其他代表發生矛盾和分歧時，維經斯基還曾奉命前來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