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結婚的第七天，喜子來了。我們在一起吃酒，看月亮，然後，他對我說：“沒車了，回不去了。”
我說：“去我家睡。”
他也沒說什麼，站起身，跟著我走。
到了家，小睿正在洗頭，喜子打了一個招呼，之後，就一頭紮在地毯上，呼呼熟睡。他橫在地中央，我們每次進屋，都得繞著他的身子走，像轉經。小睿問我：“咋回事呀？”對了，小睿是我的妻子，那一年我們才二十三歲。我說：“喝多了。”說完這句話，我也趴到床上，沉沉地進入夢鄉。
第二天淩晨四點，我和喜子幾乎同時醒來，陽光照在我們的臉上，刺癢癢的。我們坐起身，見小睿一個人，盤膝坐在床上，一臉倦容地看著我們。喜子的臉紅了一下，說：“回了。”不等我說話，一個人穿上鞋，撲通撲通地下樓去了。
那是1989年的10月，喜子還不到三十歲吧？
喜子矮、胖、黑，眼睛大、牙大，說話聲音大。他的家在營城，那時還是一個未被廢棄的礦區，產煤，煤質曾經很好。上世紀70年代，如果誰家能夠買到純質的營城大塊煤，那在鄰居之間是頗可炫耀的。
他是一個礦工，或者說，是一個礦工的後代，因為喜好文字，所以被安置在礦部工作。
1982年，我未通過學校的高考預考，所以提前離開了校園，在社會上遊蕩期間，認識了喜子。那時，我已經發表了兩首小詩，所以，頗像一個詩人一樣四處行走。那是一個遍地都是文學青年的時代，無論你走在哪裏，都會有“詩人”“作家”主動跳出來請你喝酒。
我去營城的時候，也是一樣。
陽光洗白了斑駁的馬路，我和思宇——一個詩人，沿著長長的鐵道往營城走，二十幾裏路，一眨眼的時間就到了。電話昨天就打了——那時，營城的電話還是三位數——約好今天中午一起去吃午飯。過彎道，上坡——這裏有一個郵局，再轉彎，就是文化館。喜子和張雲卿坐在辦公室裏等我們。張雲卿也是一個詩人，剛剛獲得煤礦行業的一個獎，牛得不得了。他吸煙，手指彎成半個圓。我們一見麵，就大談特談徐敬亞、王小妮、呂貴品、北島、舒婷、顧城。那時，詩人太多了，每個省成名的詩人就好幾十，所以，我們有說不完的話題。
嘮到中午，吃飯，在大食堂——礦區特有的那種——用票買啤酒，一個個把肚子灌得溜圓。
一隻蒼蠅在飛。
雲卿用筷子去夾。
喜子也用筷子去夾。
蒼蠅飛走了，他倆互相搖著頭，歎息說：多好的一道菜呀，可惜飛了。
一個小小的細節，讓我領略了詩人的無限風采。
喜子家旁邊有一個燈光球場，那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我和喜子以後的交往中，多次與燈光球場有關。坐在月華如水的台階上，他給我講結婚的快樂和苦惱，總覺得自己是一個文人，內心有無限的錦繡，可是，家人都不理解。那時，我還沒有戀愛，所以，他說的這些我不懂。
我是一個孩子。
可是，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而且，有一個小女兒。
因為熟了，去他那裏非常頻繁，每次去，都下館子喝酒，喝多了，就去他家的小屋裏睡覺。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失當，朋友之間就應該如此。現在想來，這是多麼幼稚而可笑的認知啊！簡直愚蠢至極——連天真都算不上。我忘記了，喜子一個月才開幾十塊錢，他和嫂子的工資加起來也不到一百塊錢，上有父母，下有女兒，哪有那麼多的閑錢請我喝酒啊。
兩年左右，喜子終於挺不住了。
但我依然看不出他臉上的難色。
又幾年之後，我們的關係終於淡薄了，我十分不解，也從未在自己身上尋找毛病，而且，我還對許多朋友表示，喜子這個人變了，變得冷漠了，大不如從前了。
當然，朋友中有同意的，亦有未置可否的。
這一晃就是二十年過去了。其間，每次坐火車從營城過，總會想起過去，也會想起喜子，想起燈光球場，想起月亮。但也隻是想一想，從未動過下車的念頭。
終於又見麵了，是在思宇侄女的婚禮上。喜子來了，頭發白了不少。很明顯，他又恢複了我記憶中的熱情，問我這麼多年了，為什麼不去；同時，也解釋說，這些年生活壓力大，和大家來往少了；不過，現在好了，他和嫂子都退了，女兒也大學畢業工作了，突然非常思念這些舊日的朋友，所以，今天就趕來了。
我問自己：你今年多大了？
我自己回答說：四十七歲了。
近半百的人了，也終於明白，生活是多麼艱辛的事啊，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為對方多考慮一點，那麼彼此的壓力都會減輕不少吧？對親人如此，對朋友如此，對同事如此，對陌生人，更應如此。
喜子，我們還是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