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公德有必要強調三點：現代公德不是指大公無私。公德的前提是現代個體人格。他有他的自由的信仰，自主的選擇。因而不是從集體方麵對個人單方麵的規定，而是個人自由的選擇，因而這樣一個主體和自覺選擇的道德，實際上不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意指的公德。一個現代個人，他遵守公德，比如前麵提到的司機，在紅綠燈麵前的選擇，體現了一種情操，一種職業的操守，體現了一個人的自律，恰恰體現了個體的人格的尊嚴。他不把自己看作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人，表現出高尚的職業的操守。這裏的公德是以單數第一人稱做出選擇的。在西方，這種單數第一人稱的現代個體誕生了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核心是什麼呢？教會越來越變成一個世俗統治性的大家族，宗教改革甩開教會的中介，回歸到信仰最初的地方：我、個體我、單數第一人稱的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不允許第三人稱的介入，因此這成為現代私德的起源。現代私德就是講我個人的信仰。隻要我不妨礙公共秩序，即使我有癖好，任何人無權幹涉。這樣一種私德，是以現代人格的自我意識即民主、自由、自主為內涵的。因此私德的起源被看作現代的開端。
這裏還要注意一點，中國人說的公德往往是遵紀守法、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綠燈、上車要買票等等。這樣一種消極的隻有底線意義的公德，當然屬於公德的一種。但是公德的本意，實際上是一種公共關懷，是一種公共精神，是超出個人的界限，關懷超出個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領域的事情。這是公德最初的意義。這個意義集中的體現是政治。如果把公德僅僅作為一種五講四美之類的個人修養，實際是貶低了公德的意義。公德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現代文明的體製。比如說對於腐敗，對於社會的進步，包括對於國家一些重大事件的處理，你是否有足夠的關懷，這種關懷不是被迫的、不是別人給你灌輸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決定的。有這種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德。
公德與私德在現代條件下還有一個特點，它們之間是分化的：馬丁·路德把私德變為私人與上帝之間的最高信仰，在公共領域建立一種規則、製度，然後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權。這樣一種公德與私德的分化，相應地它也要求在社會生活空間中給私人留有私人領域，同時它有真正民主和法製的公共空間。如果這兩者不具備的話，那麼公德與私德就沒有它的依托，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人，在他私人的領域，隻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護的。比如，克林頓的婚外情。今天中國人理解這個事情的時候往往有誤解，如果你仔細讀一下當時的新聞報道就會發現，這裏有公私德的分化：如果克林頓作為普通人的話，那麼他的婚外情雖不道德，但不會成為輿論焦點。克林頓婚外情之所以特殊，在於他是一個公眾人物，才受到監督。但是克林頓最後被彈劾，最關鍵的問題不是這個，而是因為他撒謊，而撒謊對於總統來說、對於國會來說，對於通過立法來維護三權分立的國會來說，非同小可，作為一個總統，你對待交給你權利的國會，當質詢的時候，你撒謊，這個問題就嚴重了。他是因為這個原因被彈劾的。
可見，在現代化社會中，個人利益是受到保護的。他和公共生活發生關係，最重要的，看他是否危害公眾的利益。這在現代社會中是明確區分開的。
四
中國改革進程已經20多年，曆史進程要求我們把公德建設與社會的現代化更加緊密聯係起來。因此今天提出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我們可以看到，這恰恰是對一個世紀前梁啟超判斷的回應。但是公民道德建設決不能走入唯心主義的說教，而進入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涵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明確什麼是公民道德。什麼是“公民”？現代公民的涵義不同於古代羅馬時代的公民，他是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法國大革命第一次響亮地喊出的“公民”不再是路易王朝的臣民，也不再是神聖教皇統治下的子民，而是一個僅僅對法蘭西共和國民族國家認同的公民。這一觀念確實是現代的。他把人的一切關係：主仆關係、黨派關係、血緣關係，包括其他前現代切身的關係置於“公民”身份之下。這一觀念，即使中國早已改號為“民國”或“共和國”，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仍是非常陌生的。這一現象客觀地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今天中國能不能做到，我可以拋開一切關係，明確地意識到我首先是一個“公民”？實際上不容易。今天有很多關係製約著“公民”不能成為第一身份。由此引伸出來的一個重大結論是：今天我們進行公民道德建設，意味著在觀念上不僅要進行道德修養，而且它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的要求，就是社會政治體製變革的要求，他要求建立現代社會的公共領域以保障“公民”的權利。因此，公民道德建設涵義重大，並不是過去那種簡單說教或意識形態教化，它實際包含對社會存在改革的要求。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能否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方麵在觀念上提升自己，使自己獲得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德觀念；另一方麵，我們又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中致力於公共的、民主的、法製的社會結構的建構？如果確實如此，我們就可以真正地使自己從家族的、宗法的、全能主義的單位所有製和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來，成為現代的、獨立的人格。這種人才是我們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它實際上在今天中國尚是一個有待爭取的目標。
改革前進的中國已經為這一公德的誕生提供了初步的基礎。今年春夏之交抗擊“非典”中第一個以身殉職的廣州中醫醫院醫務人員葉欣，在她染上非典之後，身邊的同事去搶救她的時候，她說“傳染性很強，不要靠近。”這句話好像可以歸入中國傳統的私德，或親情友誼的利他主義。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新思想的萌芽：作為一名護士長，她說的是行話，一個職業術語：傳染性很強，因此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一句非常理性的話。但是如果我們意識到在這一理性語言背後犧牲的是個體的生命，實際上是以生命為代價來支撐這個理性原則的，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觀念，即使它是在支撐抽象形式的公共交往原則，也表現出何等崇高的精神。抗擊“非典”時期流行開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一個象征性標誌：一批醫護人員、警察、司機開始以一種不同於傳統革命豪言壯語的職業責任倫理表白定位自己的行為(“這是我的職業責任”)，我們從中已可以清晰地聽到中國現代公德來臨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