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這樣一種血親倫理，是有等級的。所以要講差序，講等級，講親疏。這是儒家公開提出的。因此，你必須尊重你的父母，在你的親朋好友中，按照血親關係，排列出等級親疏。如果你不這樣做，強調說我要一律平等，平等地愛，那就不容於中國倫理。墨子就這樣講，叫“兼愛”。墨家是一個特殊的團體，這種團體講兼愛——平等之愛，盡管墨學曾經與儒學是先秦並列的兩人顯學，但是墨學消亡了。當時，孟子就罵墨家非血親差序類同禽獸，對差序看得很重。
血親倫理，因人而異，是“對人不對事”的具體權變倫理，而不是“對事不對人”的原則性倫理。因而將倫理相對主義化了。保護父親的道德性和父親偷羊的不道德這個關係怎麼處理？孔子引出一個悖論：非道德的道德。所以古人講：盜亦有道，就是盜賊也有道德。江湖義氣，就是在血親倫理的根上派生出來的。在同黨內部關係中可以為他人冒風險，甚至兩肋插刀，以生命捍衛這種“義”。但是另一方麵，偷別人、搶別人、殺別人，這些不道德，並不進入他們判斷視野。這樣一種江湖倫理不僅是下層社會的血脈紐帶，而且也深刻地影響著上層政治生活的各種“幫”、“派”。電影《生死抉擇》中腐敗分子的保護傘、代省委書記嚴省長慷慨陳詞：一個人如果連自己最親密的部下都不能保護，誰還敢信任你？作為部下來說，如果你不知恩圖報，這樣的人還有沒有起碼的道德？這些話，他講得慷慨激昂。在他看來，這種私人關係的道德優先了社會公德。前者才是切實的，後者則是抽象不實的。在中國偷了公家的東西和拿了私人的東西，心理上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偷公家的東西好像稍微輕一點(被淡化為“拿”)，偷私人的東西我們稱之為賊。中國的傳統倫理實際上是把中國的關係學、私人關係學混為一體。而超出私人關係的公共關係，他一方麵作為私人關係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麵，如果不能涵攝，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特別是在傳統革命倫理繼古代倫理後衰落的當代中國，私人倫理借助江湖倫理延伸自己的普遍性，已是極可注意的趨勢。
三
現在引入西方的比較。西方倫理原則的形式性、抽象性，乃至到了這樣一個程度，舉個例子，大家都很熟悉西方自由主義的一個立場：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一個形式原則。盡管我們的觀點截然不同，但是你有你發言的權利，事關自由權利這樣一個基本的規則，因此我必須捍衛。在這裏，一個人超出了個人的直接的利益，站到一個非常抽象的但非常普遍的公共立場上去。這種形式性已成為現代文明的普遍行為規則特性。例如，即使夜半十字路口遝無人影，一輛車麵對自動閃亮了的交通紅燈也會停立等候。對於他來講，這個非常抽象的形式，是一個基本的形式規則，這一形式的規則就是遇到紅燈要停下來，這是一個職業的習慣，是對安全最重要的保證。因為如果你不養成職業的習慣，你將會在日常的交通行駛中，遇到嚴重的後果。職業習慣就是遵守社會公德。但是有些人會說，明明沒車，他又有事，為什麼不利用，把時間白白浪費掉？現在紅燈亮了，完全是個形式嘛，完全可以過去。中國人喜歡做這種權變。權，實際上就是相對，它不是絕對。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中國講熟人好辦事，甚至現在商品完全流通的情況下，好多年長的人買東西時還會下意識地去托關係。
在西方現代公德經曆了發展的過程。西方文化實際上有三個源頭：一個是希臘理性和它的城邦政治製度，另一個是羅馬法律文化，再有就是希伯萊文化。從三個源頭看，它們都與公德、私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希臘人比較注重公共生活，注重政治，praxis這個詞在希臘文化中是指人和他人的公共生活交往倫理。公共交往的政治倫理即公德在希臘文化中享有至高的地位，因為它關係到是否為“人”。希臘城邦奴隸不是“人”，有些奴隸很有錢，但是沒有資格參加政治，沒有進入廣場辯論利進行選舉的政治權利。因此不是“人”。這個觀念一直影響到當代。為什麼猶太人在二戰受到這樣悲慘的迫害？很重要的原因是，雖然猶太人擁有巨額財富，但是始終沒有公民權，沒有進入政治生活的權利。因此，他們進入每一個國家都隻是作為私人的存在，而不能進入公共領域。
羅馬共利國家族製也非常發達。即使在家中，父親可以使用尊長的權利訓斥孩子，但是父子在共和國這個軍團裏麵共同入伍，如果兒子戰功赫赫，他可以在軍隊中成為將軍，可以統帥父親，而且父親必須遵守命令。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存在著家族之上的公共法律道德體係。這樣一種公共道德，後來發展到基督教，它就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質變。基督教這種非常重要的質變是什麼呢？就是對家族宗法製這一最後堡壘進行徹底摧毀。耶穌有一個重要的宣布：“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的人。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新約·馬太福音10：35-37》，和合本。很多人第一次讀聖經的時候大惑不解，我愛的耶穌是個聖子，為什麼給我們說這樣的話？耶穌這句話實際上不止針對當時羅馬的家族製，同時針對在舊約時代猶太人嚴重的家族網絡。基督教一個重要的標誌是：人和人的關係絕對中介是上帝。我們中國人習慣說：一個人不愛自己的父母，還會愛別人？但是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你必須先愛上帝，才懂得真正愛你的父母，而且不僅愛你的父母，還愛別人，甚至愛你的仇敵。這就是基督教的博愛。這個博愛，實際上是依托上帝。但是我們可以把上帝看作為一個普遍的符號，通過這個符號，我們可以跟最普遍的信仰對象發生關係，使它超越親情。超越這種親情以後，使我們獲得最高原則，通過這樣一種原則，西方人生活發生了非常重大的改變。我這裏進入社會科學的分析：西方人從基督教開始，組織了教會，而且每周日進入教堂，做禮拜，四海之內皆兄弟，即使他是你的父親，這個時候，也彼此為兄弟。即使他是你的母親，但是彼此相稱姐妹。身份完全變了。公元四世紀，由於羅馬帝國把基督教從迫害的對象變成了國教，因而，使西方文明的三大來源融合成為實體存在，從此有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西方”。
基督教團契使西方獲得了培養與支撐超越了人類古代血親家庭倫理的普遍性公共生活方式，從而曆史性地奠立了公共領域的原型。團契是社會存在，生活了其中的人獲得超越血親的普遍倫理並非是抽象的推理。Koinonia(團契)這個詞是拉丁詞，他的意思就是我們享有同一個靈，同樣的信仰，因而我們在一起生活，我們彼此以兄弟姊妹相稱。即使他們在結束禮拜之後，走出教堂，回到家庭，又回到了世俗意義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情。但是這個信仰會製約它在公共領域交往中的很多行為規則。如孩子出生後便有了平等人權，父母不能對他虐待，等等，這些都有它的背景。從這個背景中才會產生不同於中國傳統的公德與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