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還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們關注中國文化的兩個闡釋處境：一個是中西比較。1840年以來，在與西方列強抗爭中的弱勢迫使中國人反省自身，從那時以來，一切關於中國文化和中國自身性質的話語(包括那些似乎是超越時空曆史背景的種種“中國文化形上學”)都不可避免地是在和西方文化做比較。因此，當我們談到中國人的道德文化的時候，一方麵以西方文化作為一種比較和參照，同時這樣的比較和參照是站在現代的立場。那就是立足了我們中國能夠真正地成為一個現代的文明的國家。這就是第二個闡釋處境。因此，盡管中西方倫理各有其優勢與困境，但我更加注重的是如何克服傳統文化中缺陷性的東西。這是一個敏感的分析，它可能會令人誤解為我們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或者過分片麵地對西方文化的推崇。希望大家記住上邊所說的兩個闡釋處境。
二
大約一個世紀前，梁啟超提出了一個著名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擾著人們的判斷：“中國，……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文集》第14冊。。
中國素稱禮儀之邦，我們一向引以為榮，為什麼要被說成是沒有公德？我先做一些經驗的描述，有助了理解為什麼梁啟超提出的命題會一直受到注意。在中國人的倫理行為和生活中，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平時不是很容易覺察，就是在血緣親情生活圈子當中，非常注重自己如何做人，非常注重自己成為人際關係很好的一個人。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進退出處當中，都很在意精心。這種人我們往往看作是成熟的人，是好人。這樣的做人態度實際上有一個發端，就是他的家庭。正直接有血緣關聯紐帶的家庭中，他就會產生這種親情，因此孝順父母、尊老愛幼是中國傳統美德。這種美德，我們今天也仍能看到它非常感人的一麵。如最近從報上看到一位年近70的老母親，把自己的一個腎髒捐獻出來，移植給她的40多歲的兒子，她的這種慈愛，以非常平靜的語言表述出來，極為動人。即使在鄉紳製度下，例如巴金的《家》揭露出來的對個性的扼殺，引起一代人共鳴的那樣一種陰暗大宅的家庭生活，也仍然有人性的方麵，可以說它是屬於人類永恒的方麵。這種價值是我們今天(特別是在反自然的人工化文化的現代與後現代)仍然應該注意挖掘的。陳忠實的《白鹿原》以關中近代以來曆史變遷為背景，其中提到一個細節，鄉約白稼軒的夫人、一個不識字的小腳老太太，當她知道自己得了全村正在流行的惡疾、必死無疑時，說了一句陝西土話：“沒我了！”她鎮定了一下，接著灑掃庭廚，然後把全家人的棉衣拿出來，開始準備冬衣，把冬衣一件一件清洗。她的丈夫說，你臉色這麼黃，是不是病了？老太太回答，沒事兒，我是昨天晚上沒睡好。直到幾天之後死掉。這真是《西銘》所講的“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能夠在中國儒學倫理的熏陶下，使她在血親的範圍中把個體生命升華到很高的倫理水準上去。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對自己親人的孝順、甚至是舍身的道德品質，一旦脫離血親的家庭結構、家族結構，進入一個陌生人的天地，也就是他人的環境中，它往往會產生不易察覺的另一方麵。這方麵與前麵恰恰相反，表現為對他人的冷漠和自保這樣一種心態。當然，血親倫理有延伸向公共倫理一麵。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如果對我的老人尊重，到社會上也會對別的老人尊重，這個推理方向是有它的根據的。我們很容易理解這一點：一個在家庭中很善良的人，在社會上也會對其他老人也持一個善良的態度。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這裏有很微妙的差異一麵：當你的愛的意向投注在或分配在你的愛的對象上的時候，實際上你的愛已經做了一種愛的對象上的劃分。在實際生活中，那就是把所愛者和其他人區分開來。細細體會，就像農村中院落裏的高牆，給人的直觀印象就是它保護著高牆裏麵的親情，但是它有拒斥或者劃分開其他人的界限性質。這兩個方麵甚至是衝突的。我可以引用經典的儒學例子做一說明。我們來看孔子的一個著名說法：楚國人向孔子炫耀自己家鄉人的正直，因為父親偷了羊，兒子檢舉了他。孔子當即做了一個明確的回答：我們所理解的正直，不同於你所說的正直，“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父子相互包庇，其中包含著正直。這是什麼意思呢？父親偷羊是不道德的，但是他是我的父親，我愛他，我要保護他，這麼做包含著比告父親偷羊更高更為原始而意義深遠的道德要求。孔子的這種說法，後來在孟子那裏變成為一個更為普遍的命題：“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離婁下》。也就是說，父子作為血緣親情倫理的一個核心，其關係是天然的、自發的、非常溫馨的，它本身是非理性的、溫情脈脈的，不允許中間介入哪怕是善這樣的理性原則，你如果在父子之間講道理，這個對傷害父子感情是最深的。因此不要去講這些，我們就隻是愛，而且是無條件的愛。因此在他看來，舜的父親犯了罪被拘捕，他認為，舜應該帶父親逃到天邊去，寧可拋棄他的天下。這種觀念，在平時我們對儒學的接受中，往往是忽略的，但是這些觀念是非常要害的、很硬的一種心理結構。今天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與陌生人交往的中國人，往往有這樣自發的傾向，就是當發生事件的時候，在和自己沒關係時，往往表現出冷漠、旁觀的傾向，這一傾向在魯迅那裏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術語叫“看客”。另一方麵，在冷漠的背後，有一種投機性的搶占心理。可以用我自己親曆的體會來說明。我最初出國，去驗護照，有一條黃線，前麵的人剛過之的時候，後麵的人就忍不住要貼住他，越過黃線，本能的。後來，我注意到很多中國人都這樣，因為在我們的文化環境、社會環境中，已經習慣了；而西方人則安靜地站在那裏，在黃線以外保持距離。中國人老想貼住，他很害怕有人插在中間。就像躋車、搶位子所表現出的心態，就是以為不躋、不搶會吃虧，有一種自保的心理，所以有一點機會，就趕緊搶上去，占一下，中間不允許人插入。實際是缺乏公共道德，也就是梁漱溟所指出的缺乏公共交往生活習慣。這種心態與他在家庭中對家人的那種愛、那種舍己為人的心態，形成鮮明對照。
所以，中國的公共倫理，就是以血親為輻射中心放大擴展開來的親族關係倫理。孔子之所以視“為父隱”是比揭發偷羊更根本的道德，是因為“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學而》。血親事關社會政治結構：有孝才有忠。所以，中國傳統倫理始終把孝放在第一倫理的地位上。曆代朝廷選拔官吏的時候，為什麼非常看重孝順的品質就不奇怪了。漢末九品中正的製度，就是對個人血親道德品行的考察，成為提拔、選拔官吏最主要的參照。而其中的著重點就是你在家裏是否孝順，如果你很孝順，那麼在朝廷，犯上做亂，鮮矣。這樣的孝順，與三綱五常的忠君有對應關係：朝廷不過是放大的家族。中國的公共生活，實際上是放大的私人關係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