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非實在的實在感信仰態度，為每一個普通人平常的認識與倫理活動所需要。不僅“誠信”之“信任”與“信用”構成現代交往製度的現代性條件，而且從信用卡到乘飛機入電梯之日常生活，也離不開“信賴”。當人們說到間接經驗對象(如秦始皇)或集合概念(如“食品”)時，從未懷疑其實在性。由此可以推廣出一個普遍性結論：指稱表達中的全部言語都有其相應的實在感，即使是說到“獨角獸”，也在言談者心中擁有起碼的實在感。這種實在感是真實而道德的言談必需的一個條件。反之，當一個人言說(或寫作)一個詞語時缺少實在感，就會流於輕浮的“遊詞”，例如我們聽或讀那些缺乏自身體驗的青年才子誇誇其談時所遇到的，他們與他們的話語都無根柢地飄浮在半空。如果一個人言談某一事物卻對之毫無實在感(如“理想”、“愛情”)，甚至認為僅僅“說說而已”，並無體驗，那就失卻了“真誠”，這正是不道德的淵藪之一。如果進一步有意識地玩弄語詞概念而不投入任何實在感，就演化為“說假話”，此即欺騙。
對非實在的實在感是如此重要，但囿限於一己自然生存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世俗主義卻不斷地消解它。現代化社會的悖論是：一方麵由於現代交往遠超出個體直觀經驗而提升了現代抽象理性（如支票取代現金）、從而擴展了現代人對非實在的實在感，另一方麵又將終極價值虛無化而隻求眼前的消費享樂。因此，作為信仰態度，對非實在的實在感需要自覺培養與維護。維係著認識與倫理的人文信仰，往往需要從強固信仰態度的宗教中汲取力量。不偏不儻的人文倫理信仰固然健康，但作為將非實在實在化的極致一維，宗教信仰卻是抵禦虛無主義的一個支點。我們可以不讚同宗教實在，但卻可以以它為信仰後援。所以，一個高尚的人同情地傾聽宗教信仰，那並不意味著就必定是要做一名宗教徒。
第二十七節古今與中西
——關於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現代性闡釋背景及其爭論現代人文主義思潮一大潮流，是對前現代文化傳統的人文主義性質的闡釋與激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即是20世紀初提出、於今更為響亮的一個命題。但這一命題往往視人文主義為古已有之的固有特性，而隱蔽了現代性的闡釋學背景，並由此而造成了現代思想史上的中西對立僵持格局。
現代化是百年來中國人的生活世界硬核，也是現代漢語思想真實的闡釋學背景。伽達默爾認為，作為人文科學的“精神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與其說從現代科學的方法論概念中，不如說從教化概念的傳統中更容易得到理解。這個傳統就是我們所要回顧的人文主義傳統。這傳統在與現代科學要求的對抗中贏得了某種新的意義。”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這段文字有兩個相互關聯的要點：(1)人文科學必須以人文主義傳統為條件；(2)人文主義傳統是在與現代科學所需要的對立統一互動關係中獲得新的(現代性)意義的。正如古希臘羅馬“七藝”隻有在文藝複興的現代性矛盾中才獲得“人文學科”命名與定位，一切前現代傳統，即使有其人文主義傾向或潛在方向，但隻有在與現代唯科學主義相抗衡的現代性矛盾格局中，才有其從現代眼光看來明晰確定的人文主義意義——離開這一現代眼光，古代文化無所謂今人意義下的“人文主義”。質而言之，脫離現代性坐標與現代闡釋問題背景，孤閉自足的“古代人文主義”觀念甚或體係，其實是隱蔽了論者立足點的形而上學抽象。在今日全球化與民族本土文化對抗形勢下，這一形而上學抽象由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具有更為執迷與蒙蔽的特點。視人文主義為中國文化特質的流行觀念，即是一個需要分析厘定的命題。
一、中國古典“人文”辭源本意
漢語“人文”出自《周易》賁卦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化。”《易》之根本原理。即剛柔兩種力量的對立統一運動，由此所成之“文”，確不一般，係“天之文化”。即天道運動的印記。孔穎達對“文明以止，人文也”疏為：“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王夫之《周易外傳》釋“賁”：“禮者文也。”上述原典文字及其注疏釋義，使我們對漢語“人文”的源初涵義可有以下理解：
1．與後世所流行的以“人”為主詞的“人文”理解不同，漢語“人文”一同本義的主詞是“文”。如果我們忠實於古代信仰文化背景，就應同意王弼所注：“文”是源於天道運行的產物。
2．“文明以止，人文也。”天道運行的印痕，是與天道分離的產物，但又是天道之顯示(“明”)。“止”，是規範與熔裁：在“文”麵前景仰止步，就是接受“文”之規範熔裁亦即教化，在這一過程中就發生了“人文”。這也就是王夫之所訓之義：“人文”的原型即“禮”。
因此，古代中國“人文”本義乃是以天道信仰為背景的禮儀教化，其重心所在並非“人”，而是禮儀之“文”。
由此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依據西方文藝複興解放自然人欲方向的“人文主義”(這本僅屬文藝複興人文主義方向之一)理解中國古代“人文”，是不相宜的。
二、以人文修養為方向的中國傳統文化
《大學》“八條目”中，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這六個環節是逐步主體內化的方向，至“心”之源始“意”，已溯至源頭。但緊接著由此發生轉折，從內心之源複又外化為兩個環節：誠意→致知→格物。“致知在格物”。
致知格物當然是意向外界的活動。但這裏存在著兩類不同的立場態度及活動內容：一是保持心性修養而將“致知”之“知”理解、歸結為“德性之知”，即領悟“至善”本體；二是由此離開倫理修身，進入物理世界本身的規律性，使致知格物成為近代以來的科學認識，或者流於與“德性之知”相對的“見聞之知”。朱熹改動鄭玄以來的《大學》古本，新校勘本雖未脫離人文修身的傳統立場，但由於強調了格物窮理功夫的地位、以及“理”相對於“心”的客觀本體性一麵，從而為後一方向提供了契機。這一方向也就是流行的文藝複興人文主義麵向自然的方向。但後來牟宗三斥朱子“別子為宗”，正否認了中國文化的上述人文主義性質。王陽明後來的主要工作，便是將此格物窮理方向由外在“物”理回轉為中國傳統“人文”之理，即禮儀修身：修齊治平的“外王”事功，須基於主體心性人文修養的“內聖”功夫。此人文修養以禮儀教化涵攝統製全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