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文的題旨，不僅是對藝術的自然親合性質及其現代性批判意義的重述，而且是對藝術從與技術對峙的現代靜觀狀態走向社會行動的重大必要性的強調。
前述手工工藝運動與包豪斯建築—環境學派，並非狹義的藝術運動，而應視為社會運動。在現代生態保護運動形態中，藝術激進地改造技術社會的精神終於呈現為純粹的社會運動。體現著純粹生態精神的藝術必須轉變與世隔離的靜觀形態，才能直接改造技術社會。藝術介入社會的現代形態之一，即作為文化—社會運動的生態保護運動。以藝術精神為根柢的生態保護運動是形形色色生態保護活動中最為堅決(激進)的生態保護運動。反過來看，激進姿態往往也是辨識生態保護活動及其組織藝術根柢的可靠標誌。但這當然是指一種廣義的藝術—審美精神氣質參見拙文《關於美學的對象》第1、2節。。
與訴諸人的利益及其工具理性算計有別，藝術性生態保護訴諸人的情感及其目的理性(信仰)。後者的文化曆史深度使情感可以超越利害算計。我理解，這是當代中國傑出的民間生態保護活動家廖曉義女士在談論生態保護難度時，歎息“人多一點感情就好了”的涵義。如果說，梭羅的瓦爾登湖畔生存方式是一種個人示範的生態社會行動(那當然是一種決絕激進的藝術生存方式)，那些綻露笑臉地種樹植草的國家政要與兒童是在參與一種業已普遍認可的社會倫理行動，那麼，那些倒在偷獵者槍口下的青藏高原羚羊保護隊員、那些以一葉小舟出沒惡浪中阻攔核動力軍艦的綠色和平組織誌願者，以及憔悴疲憊地在街頭向行人宣傳示意分裝垃圾方式的廖曉義，則正麵地顯示了生態保護運動逆現代性習性而動所固有的力量懸殊對比、以及在此對比格局下必然的自我犧牲崇高真相——那遠不是某些人侃談生態保護時的道德優位或高雅(時髦)。這種艱難處境同樣是一種可靠的標誌，它標誌著生態保護已經成為真實的社會運動。藝術境界在此融入現實生活成為了社會行動(Action)，它真實地承負起了生存固有的沉重。
獲得人文哲學專業學位的廖曉義辭去了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公職，如同大革命時代投筆從戎的革命家一樣成為一位民間的——因而是真實涵義的職業的環保社會活動家。她與她的“地球之家”民間環保組織不是奉行政之命、吃單位公餉的謀生群體，而是在至高精神下行動的真正的現代公民社群與個人。因而她(他)們的生存水平達到了阿倫特所稱的人性的“行動”(Action)，而超越了謀生的“勞動”(Labor)與機械的“工作”(Work)。
在我心日中，這樣的個人與社群，不僅代表著現代轉型期中國最早誕生的現代個體人格與人性交往團契社群，因而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而且，作為一種生存行動化的藝術精神，她(他)們本身就是實現(對象化)了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