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一詞，在此具有狄爾泰以來據之命名人文科學的中心範疇意義。它在此代表著人文主體超越現狀的創新性與自由性。與這一意義的“精神”相對的概念序列可包括受動性，物質利益性、謀生性等等。
因此，在現代社會建立初期，如工業革命之後那樣全社會為物質財富掙紮的時代，新社會的人文精神團契也許除過藝術家的流派(如英國的“湖畔派”)外，不可能有更多的精神團契形態。人文精神團契發展的必要條件是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與自由閑暇時間的增多。這一前提條件在還未普及為全社會成員所擁有時，尚隻是少數的知識分子享有精神團契的自由。當代社會的發展已趨向於在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中以更為多樣的形式精神團契結社。
現代社會的多元分化性，以及“小政府，大社會”的民主開放社會格局，為現代社會團契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自由時間及閑暇的普及趨勢(在現代中國特別是實行雙休日製度以來)，使精神團契開始成為普通民眾的行為。這種精神團契不僅體現為對特定精神傳統的懷念保存，如“老二屆”、“北大荒兵團知青聯誼會”，以及“銀河少兒合唱團團員會”等；也體現於某些理想主義色彩的社會關懷團體，從綠色環保、教育關懷、殘疾人關懷、保護弱者律師協會、各類免費的知心懇談電台電話到種種誌願者行動團體；此外，還體現於養花鳥、戲曲票友、旅行遠足等日常生活中的鬆散團契。上述團契，雖然依托於特定的具體活動內容(特別是依托於社會行動)及其相關團體。但卻包含著較為濃鬱的精神意向，因而實質上是精神團契而非事務利益性團體這也是馬克思對早期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期望：“當共產主義的手工業者聯合起來的時候，他們的目的首先是學說、宣傳等等。但是同時，他們也因此產生一種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為手段出現的東西則成了目的。當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合起來的時候，人們就可以看出，這一實踐運動取得了何等光輝的成果。吸煙、飲酒、吃飯等等在那裏已經不再是聯合的手段，或聯絡的手優。交往、聯合以及仍然以交往為目的敘談，對他們說來已經足夠了：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在他們那裏不是空話，而是真情，並且他們那由於勞動而變得結實的形象向我們放出人類崇高精神之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頁）。現代精神團契發展的另一個社會條件是交往條件的改善與提高，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已使網上的聯誼結社成為現實。
上述人文精神團契並非必定是固定持久的組織機構，甚至往往係於某一社會行動事件而不斷變換形態。這表明了精神團契對於社會團體的超越性。人文精神團契既依托又超越社會團體的內在運動性，成為人文精神介入並改造現代社會的內在脈絡。
因此，M·韋伯代表自由主義文化觀對現代精神團契的悲觀判斷已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所修改。誠然，現代人私人精神空間的基點並未改變．但那最崇尚的精神信仰已不再注定自閉於鬥室內的冥冥想象中，而確實已曾對象化為無數共契問道者的社會曆史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