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追求、維護發揮個人才能的自主勞動意識迅猛抬頭，它以要求人才流動、甚至強行出走的激烈形式反抗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人事控製參閱《光明日報》1986年8月份《一個工程師出走的反思》的大規模討論。；
——要求依據實際勞動能力重新確定相應的管理與被管理地位(幹部製度改革)以及報酬(按勞分配的工資改革)；
——推廣開來，要求尊重和保護個人的公民權利；
——用法律取代任何超經濟、超社會的意誌和權力；
——相應地，以組織社會生產為中心明確區分國家政府政黨各自不同的職能任務；
顯然，上述人的管理的改革，在一定意義上帶有近代政治現代化的特征。社會主義體製改革應當正視社會主義曆史和現狀中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存在事實，從綜合並發展人類文明的高度批判地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現代化的曆史經驗。
這同時已包含了對西方現代管理非人道一麵的批判。以人為目的的社會主義是對以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的超越。如同發展經濟是人的解放的現實手段一樣，人物化於科學管理的經濟係統中也隻是一個過渡的環節，停滯於此，或者在與主體性對立的意義上過分地強調其曆史必然性，也就逆轉了在人的管理問題上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進步。社會主義潛在的優勢在於，它在根本上與勞動者的創造性主體地位應當是統一的，因而擁有發展生產的深厚動力源泉，可能擺脫資本主義管理利潤中心的狹隘利害製約，人道主義地選擇與超越。例如，盡量采用先進自動化技術，加快更新設備，這並不是隻著眼於提高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應是為了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性質與條件，以提高勞動者的創造性主體地位；創造條件，使更廣大的勞動者參加管理……等等。這樣，高度集中的現代化管理將會以普遍的民主化為深厚基礎，全部社會體製就將既是高效能的，也是人道主義的。
這無疑須要經曆一個不短的過程，乃至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人的管理的人道主義化，是包括了社會主義在內的全部人類史所指向的目標。但是，一切階級對抗的社會至多把人道主義作為一個既成的客觀事實接受下來，而踏上自覺創造人類曆史道路的社會主義，卻應當、也必須從一開始就提出人道主義的理想和目標。這種自覺的人道主義，就不再是僅僅出現在黑格爾絕對理念進程合題階段的結果，而是貫串於全部過程甲的動力和前提。當人類以人道主義為目的作出選擇時，人類史就開始真正與自然史區別開來了：這就是我所說的人文超越、亦即人道主義超越的涵義拙作：《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中國社會科學》內刊《未定稿》，1987年第1期)。哲學目的論的超越當然不是經濟超越，但二者又並非並行不悖。這構成為本世紀初以來的重大曆史哲學課題：如何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
第二十二節人文精神團契與現代社會
一
所謂“團契”，是一個源於拉丁詞Koinonia的宗教術語。它意指有“同一的心、共一的靈”。可以在根本生活態度上彼此認同、相互激勵的精神團體。因而，團契就是精神團體。前現代性的宗教團體與意識形態組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這種精神團體。之所以說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前現代性的宗教團體與意識形態組織並非純精神團體，往往同時是經濟、政治乃至軍事組織。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便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代表。在這種情況下，這類原本發端於純精神團契的組織往往需要回顧自己純潔的初衷，以從沉重的權勢財富簇擁下重新喚起自己的團契意識。1517年開始的新教改革即是這種反省的代表性事件。然而，路德新教對基督教團契精神的回溯址如此決絕——他把團契的核心歸結為個體的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教會在本質上被作為世俗化團體而不再是基督團契的基石。精神信仰的私人化為個人取得了內在的獨立地位。個體的人從而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成為“社會”的基石。法權人格與契約、私有製經濟由此奠基。1517年因此被視為現代（Modern)的開端。20世紀末葉空前推進現代化的中國也由此進入了相同的格局。在這一格局中。個人是否注定要在精神生活上陷入孤獨？如何基於現代獨立的個體重建現代精神團契？這是關係多方麵而日益迫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