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由於：(1)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國家所有製和黨政一元化領導對人的政治、經濟、思想意識的全麵管理；(2)大多數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並未充分發展的國家，前資本主義傳統(例如封建人身依附等)較多地滲入人的管理；從而，對人的超經濟管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普遍存在，在長期以階級鬥爭(人對人的關係)為綱的不正常形勢下甚至曾經發展為生殺予奪的人身支配和人格心理控製(如蘇聯30年代肅反擴大化和中國“文革”中的拘禁槍殺、檢舉交代、日記公開等)；另一方麵，被管理者由於陷入多重人際責任義務和身份關係中(不僅是勞動者，而且首先是下級、門生、親屬、團體成員等)而削弱了人對自然(物)的勞動關係。這導致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較為普遍的非經濟化傾向，亦成為管理科學水平低下、經濟效益差的重要原因。因此，返回人對自然關係的基點成為社會主義體製改革的當務之急。這就是把對人的(超經濟)管理轉變為對物的管理，也就是把重心從階級鬥爭移向建設。
這一轉移，如果僅僅理解為發展經濟的需要，那就與資本主義的管理宗旨難以劃清界限；籠統地說“為了滿足人民物質和精神享受”，也並未超出當代西方“福利主義”(以及近代快樂主義)的眼界。
中國農村經濟改革邁步前進的1980年，一位山區老農第一次在鄉支書的淫威下反抗了：“不要跟我來這一手！你哪些鬼名堂喲，收拾起來走遠點！——送我進管訓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羅！……做活路——國家這回是準的，我看你又把我咋個辦？”“這回銷糧，有——也由你，沒有——也由你，我馮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樣過下去！”《在鄉場上》(《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另請參閱《紅旗》1980年第22期有關評介。）
農村責任製使勞動者獲得了自主地位，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勞動者賴以自主的經濟基礎，反過來使人進一步從各種超經濟管理中解放出來。在馬克思實踐論的人文本體論看來，那位老農從新管理中所獲得的不僅是溫飽(這隻是自然需要和外在於人的自然規定，盡管它是基礎性的)，更重要的是從經濟、政治到人格的解放，這種解放使他得以在以對自然物質改造為中心的全部實踐活動關係中作為創造性的主體出現，從而有可能達到人文本體論意義的自由。“蛇口幾年來的種種改革嚐試，就是為了創造一個人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人的能量和才華可以充分釋放出來的環境。”（袁庚答千家駒，1987年8月8日“深圳特區報”）。
由此開拓出來的前景是：勞動及其管理超越了外在的生存需要而成為自我實現，“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頁)人的管理將仍是社會協作的必要形式，但“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這將是人的管理的人道主義涵義的真正實現。社會主義體製改革向人們展示並吸引人們為之努力的，正應當是這樣以人的全麵發展本身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理想；這同時是人的管理轉變為物的管理、階級鬥爭轉變為經濟建設的根本意義之所在，它使社會主義體製改革與資本主義管理進步深刻區別開來。
轉變的第一步是以人對自然的關係(經濟)為中心突出物的管理，發展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勞動科學管理，強化管理的技術經濟職能而非政治化。這種科學管理不僅會有效地提高生產力，也將以遠超過意識形態教育的強大力量削弱和消除一切前資本主義的超經濟關係。它已經引起了深入而廣泛的人道主義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