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人的活動失去了自我確證的人文本體目的意義(盡管同時執著於自然因果性的外在目的，如吃喝斂財等)，人也就失掉了走出動物界開拓發展的根據；這又直接意味著勞動者創造衝動的泯滅，從而不僅使個體、也使總體社會(包括經濟運動)失去了根基和動力。因此，從奴隸暴動、農民起義到社會主義革命，人的管理體製適應生產力發展不斷改革的過程，從根本上說，同時也就是勞動者對自我確證的創造性狀態的人道主義追求馬克思：“已成為桎梏的舊的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更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所以它們的曆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為各個新的一代所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曆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曆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頁)。
從工藝史角度看管理史，我們可以看到，在生產工具進步的同時，勞動者自身也發生著一對方向相反的矛盾運動：一方麵，勞動者日漸遠離直接勞動過程，以主體身份與勞動客觀條件對立起來。產業革命使人經由機械間接加工對象，自動化又使人通過自動機間接控製機械加工：勞動日漸物質手段化了。從而，直接勞動過程的管理對象不再是人，而是物；同時，過去時代的被管理者，恰恰成為自動化後直接勞動過程的管理者：傳統的管理分工界限消解了。另一方麵，在自然生理意義上的勞動日漸退出直接勞動過程的同時，精神智慧意義的勞動卻日漸成為直接生產力。產業革命以機械解放了手工，但仍須以手眼腦操縱機械，自動化則以自動機取代手眼腦來控製機械。這一發展趨勢日益要求勞動者以機器(物)無法取代的人的獨特創造性爭得自己的職能地位。於是，勞動者的人性本質日益突出而不可能再被當作物性對象管理。這種客觀情勢推動了從甘特的人道主義管理到梅奧的霍桑試驗，人道主義的行為學派終於取代了古典科學管理學派這種轉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當代歐美管理界對日本家族式管理藝術與以傳統人際關係為背景的“東亞工業文明”經驗的關注。但這與以人際關係窒息人對自然關係的中國家族本位不可一概而論。。這樣，作為本源涵義的人道主義又曆史地成為人的管理的現代涵義。
工藝進步有力地導引了人道主義的進步。但工藝進步並非外在於人的物質運動，恰恰相反，正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然需要，以及經由這種變換獲得解放的人道主義需要，規定了工藝改進的兩個基本向度：效能與自由。所以，人道主義不僅是果，而且是因。勞動者基於發展生產並擺脫自己物性勞動地位的工藝革新，同時也就指向了以人的協作為中介的物的管理這一人道主義管理目標，它勢必最終導致對以利潤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製的革命。
三、人道主義：管理的當代目標
本世紀中葉，南共聯盟把“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發展日益縮小和消除對人的管理範圍，而代之以對事務的社會管理”寫入了自己的黨綱參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