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隸占有製下，(1)被管理的人被當作物(“會說話的工具”)，從而，“我”與“你”的人道關係非人化為“我”與“它”；(2)強製性分工與非人地位使勞動對個體的自我確證意義降低到最低限度異化與人道主義同樣不曾純粹地存在過。奴隸在麵對自然時畢竟是人，盡管麵對奴隸主時不是人。；(3)人的管理不再單純是生產的職能，而膨脹為經濟、政治、人身、意識的全麵統治。人對自然的關係越來越不重要。其腐朽形態成為與經濟管理毫無關聯的人身支配(如古羅馬的角鬥士表演)。
封建製對於奴隸製的人道主義進步在於，(1)被管理者作為勞動的主體而與其它勞動要素區別開來，也就是說，勞動者不再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因而成為人。盡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不同等級的人，但人類的原則已經出現在管理關係中了；(2)超經濟的壓迫依然存在，但人身支配已鬆動為人身依附；(3)勞動的自主性與自我確證性大大增強，在自耕農與手工業工人那裏，甚至有時表現為近乎藝術的創造性與完整性。
值得思索的是，封建管理在小生產方式的瓦解下成為人類管理史上貧乏而無所作為的一頁，而以自耕農與手工業工人為代表的封建時代勞動者在人格完整性與個體創造性方麵卻不僅高出於奴隸製，也高出於後來的資本雇傭製。與之相對照，奴隸製(包括長期保持國家集權的東方封建社會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大規模公共工程建設(從金字塔到萬裏長城)雖然剝奪了勞動者的個體自由，卻反而刺激發達了社會性管理組織。
這表明，管理的科學與人道主義有不同步的一麵，總體與個體的人道主義發展也並不均衡。
基於個人自由和經濟效益觀念的資本主義管理逐步而全麵地清除了人的管理中全部超經濟關係，從而空前徹底地回到了人對自然關係的基點。人的管理的生產職能性質權威地規定了其他社會關係(從血緣到政治)，勞動者有史以來第一次成為純粹的勞動力(而不是同時還是仆役或臣民)。在此基礎上，作為人對自然關係的管理科學化、製度化，為資本家(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爭得了空前的經濟效率，同時也把作為科學的管理本身推向空前水平。
超經濟關係的廢除一方麵意味著個體的自由，但另一方麵也意味著經濟關係的強化。一種強化為絕對尺度的經濟關係，(或者說一種試圖把人道主義從生產力中清洗出去的經濟關係)，也就把勞動(及其管理)對人的自由確證的人道主義涵義排除了。以人的管理為中介的物的管理經濟效益絕對化後，作為過渡中介的勞動者的客體地位就凝固了，作為主體的勞動者就被物化為勞動工具之類客觀要素了。泰羅的秒表統計、吉爾布雷斯的瞬時針和動作分解，這些西方科學管理大師正是以經濟效率為中心而將人當作物來配置操縱。這種經濟強製在某些方麵遠甚於非經濟強製如美國影片《摩登時代》中那個淪為“活扳手”的失常的工人所真實反映的。，這甚至不是“我”與“它”的關係，因為“我”已無人稱無人格了這種非人的管理就是卡夫卡著名的“城堡”所象征、亦為西方現代派藝術多方探尋的涵義。；在極端狀態下，這種淩駕於人之上的“經濟規律”把管理雙方都視為生產的客觀條件，從而在形式上不僅恢複而且發展了奴隸製管理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上)，第498—499頁。這種使管理雙方均失去主體性的無人稱管理在現代管理中成為一個基本性的事實，參閱T·Parsons《現代社會的結構與功能》研究。意識與個體的分離，是其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