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節理性與公正：人文主義與市場經濟
不曾實踐市場經濟的當代中國人對市場經濟早有成見：貪欲——競爭——效益至上——兩極分化——道德淪喪……這種觀念，部分得自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和巴爾紮克等批判現實主義對早期資本主義的批判，部分來自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今日之所以接受市場經濟，除經濟規律壓力的現實考慮之外，也還擁有“惡欲是曆史動力”、“世界進程高於德行”的黑格爾曆史哲學根據：它許諾在經曆反題苦難之後，作為合題的社會總體將予犧牲代價圓滿補償。於是，國人爭先恐後地投入競爭。“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對於這類人而言，由於幾無規則約束，所謂競爭便更像是搶奪，一種巧取豪奪式的搶奪。無(權)力進入此中的人們被告知：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毋論不公，即使腐敗，也是曆史進步不可免的代價(“資本原始積累時羊還吃人呢”)。
但是，這是市場經濟精神嗎？我從兩本著作中，聽到了完全不同於上述思潮觀念的聲音。
從哲學史來看，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與日趨主流化的實證分析相比，是很出格的。康德關於現象與本體的劃界，對於後世更多地意味著防止形而上學僭越的禁令。可是，研究物性的自然科學謹守現象界、不語怪力亂神誠然有益，但以此限定人性，人性也就混同於物性了。19世紀的心理主義與實證分析的社會學囿於人的現象界經驗，從而隻看到人的貪欲及強力剝奪(不正義)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然因果關係。然而，“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並且是最大可能數額的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幹。這樣的欲望存在於並且一直存在於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車夫、藝術家、妓女、貪官、士兵、貴族、十字軍戰士、賭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說，塵世中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實現這種欲望的客觀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這種欲望。在學習文化史的入門課中就應當告訴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這種素樸看法必須扔得一幹二淨。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種抑製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第7—8頁)韋伯並非不承認投機、劫掠、殖民等非理性活動的史實性，但卻視之為形成獨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前史：16世紀的資本原始積累不僅不具有典型性，而且與獨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本質關聯。韋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著名的抽象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的工業組織隻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第11頁)市場經濟的精神，本質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作為市場經濟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係著的。因為，沒有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所有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絕對不會具有相同的意義。”(第12頁)
韋伯所謂“理性”(“Vernunft”，英譯“reason”)具有二重性：就其辭源本義，它屬於康德三分法中本體性的理性；但就其應用涵義，則是指以複式簿記為典範的核算與籌劃，屬於“知性”(“Verstand”，英譯“understanDing”)。因而，“理性的”，是本體作用下的(現象界)，這種現象的原因並不在現象界(不屬自然因果)，而必須上溯升華到本體界(即康德後兩部批判所強調的“自由因果”)。這不是純經濟(形而下)現象，而是具有形而上背景的“經濟倫理”。如韋伯所述，理性行為誠然攸關經濟功利生命線，而理性精神卻非功利態度所能造就。用功利主義解釋理性精神的起源，那是倒果為因。(第139頁)於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製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第13頁)，被韋伯溯源於新教倫理，轉化為“近代經濟生活的精神與懲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倫理觀念之間的關係問題。”(第16頁)
“正義是社會製度的首要價值”，“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餘地補償強加於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裏，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製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J·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一2頁)這些話在許多當代中國人聽來無疑是迂闊的人文抒白，它與當務之急的市場經濟之格不入也是無疑的。然而，《正義論》正是以“正義”對自由市場經濟製度理論基礎契約論的更高、更本質的抽象而獲得“當代經典”殊榮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為共同體的價值安排了一個中心地位。”(第255頁)同韋伯所說的“理性”、“天職”相仿，公平正義也是對商品經濟本質屬性的形而上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