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少一個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群體，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沒有這種需要。這一缺少恰是中國封閉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專製政治到缺少抽象思辨的實用經驗型思維，都深刻地與這一缺少相關。致力於現代化的當代中國，至少在三個基本方麵需要一個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階層：(1)依靠一個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階層推進政教分離，完善社會監督，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2)製約短期行為意識，維護和發展非直接生產性的社會文化教育；(3)為商品經濟提供馬克思人文主義的目的和動力。後一項實質是前兩項的精神概括。就其更廣意義而言，馬克思人文主義不僅規定著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性質，而且對包括資本主義後工業化社會在內的全球性現代變革都具有根本的意義。正是這一高度，才使中國的現代化深刻地麵向了世界並獲得了選擇和超越的可能。
一係列跡象業已表明，一個從自發轉向自覺的時代已經開端，本世紀下半葉與下世紀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或將更加帶有超前預見性和人類整體規劃性。人類開始更自覺更人道更自由地判斷自己和世界。人文知識分子負有促進人類更自覺更人道更自由的使命。這一使命在現在顯得更加現實和緊迫。如同意義不是世界的自發產物一樣，人文知識分子的獨立也不是社會自發運動或向社會籲求的結果。現代人文知識分子獨立的群體意識與獨立的人格應當是人文知識分子闡釋並守護世界現代意義的產物。隻有超越一己一階層利害得失，正視並投入現代化進程，同時把人類引向更高意義境界，人文知識分子才能造就和確證自己高於世界的意義使者品格身份，從而同時完成自身的安身立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第十九節守護理想與消解權威
——知識分子的雙重職誌西方學者中有一種將知識分子的神聖職誌與消解權威對立看待的傾向。以文藝複興為界線，此前的神學僧侶與此後鼓動世俗主義的人文學者便是此種對立的例證。餘英時先生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一文中從史學角度也提出了中國知識分子中俳優與士的類型差異。在20世紀末葉全麵轉型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差異也演化為具有尖銳現實性、而且格外複雜的課題：對所謂知識分子痞子化的責難，以及強調個性打破權威結構、開拓新的生存維度的本源地位等等，都已是近年來頗有爭議的話題。
一、知識分子與理想主義
今日中國必須強調地重申“知識分子是理想主義者”這一命題。但此命題之“理想”不可還原於意識形態形而下的政治或經濟目標。對於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而缺乏形而上文化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這一點提醒格外重要。
“理想”作為“主義”，是指類似於柏拉圖的“理念”(idea)、即康德標舉的“上帝”、“自由”、“不朽”之類本體性觀念。本體性亦即大全整體係統性和終極價值性，故“理想”永遠高懸於既定現實前方而不同一化於現實。惟此，現實才有一個不僅在認知發展可能性上而且在價值取舍尺度上都堪作絕對根據的理想。這種理想當然有其現實的物質基礎，但創造性地闡釋(建構)並守護此理想者卻是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本性上就是理想主義者。
知識分子的理想即使體現為社會製度，如柏拉圖構想的理想國，被孔子美化成中國曆代向往的大同社會的堯舜之治，也依然不是社會科學的實在對象，而屬於形而上理念。質言之，知識分子的理想不是通常的功利目標，而是一種意義境界。神聖性即對此意義境界而言，它並不為宗教所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