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宗法統治的反題補充，中國早有強大的痞子傳統。邏輯地講，人類社會多數成員盡管並非以意義理想為職誌的知識分子，卻經由宗教與其他文化形態(包括意識形態權威)而程度不等地信守某些基本的精神觀念。但總有某些化外之民，即遊民(流氓)，遊離於社會邊緣而幾無任何精神觀念，是為痞子。
痞子是意識形態權威與知識分子教化無意識的抵製者，但當痞子成為一種文化、即不僅是一種自發的生活態度，而且變成自覺的觀念形態挑釁時，其中必定已經滲入了俳優型知識分子的創造。痞子的意識與行為缺乏分化，不會像皮浪或魏晉名士那樣自覺地標榜墮落，隻有知識分子才可能“渴望墮落”。
顯然，渴望墮落或自覺選擇痞子化，與知識分子激烈消解舊意識形態權威密切相關。
然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消解舊權威的自覺程度不能過高估計。一個基本的現實背景在此重大地起著作用，那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消解舊權威是以空前洶湧的商品化大潮為主流方向的，商品化作為肯定性價值占據著理想的地位。痞子化也就成為世俗化的組成部分。這大大降低了知識分子的主動性，亦已遠離了知識分子的職誌。
曆史上曾有過許多以否定或消解形態出現的知識分子，但人們不難辨認出，無論是鼓吹肉欲的薄伽丘，或是非禮教的竹林七賢，或是殺佛祖毀經籍的南禪臨濟，在其否棄一切的背後，毫無遜色地恃有同守護理想價值的知識分子一樣的激情信念；哪怕是以空無為旨，那也是用遮詮法道出了本體。這就是在消解權威中知識分子與痞子的根本區別：知識分子即使在最徹底的否定一切中也以知識分子的理想(“理念”！)為根據，從而使否棄、消解權威成為與守護理想合二而一的職誌，而痞子則如動物一樣：》無所有。因此，如今已成氣候的文化虛無主義雖然尚能以其“主義”保持在文化層麵上，但當它付諸實踐時，文化虛無主義者當下便隻是一痞子。
真正複雜而可憂的並非俳優文人(藝人)借助痞子文化消解沒落權威，而是以商品經濟時潮為正麵理想尺度。商品經濟同全部世俗活動一樣，其自身不可能包含終極意義根據，它們隻有經過知識分子的人文闡釋，才可能納入人道主義的方向而獲得新的意義內涵。
痞子把統治型的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不作區分地一同嘲弄，這不足為道亦不足為懼，而在商品經濟主導背景下，知識分子自身也把統治型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所闡釋的真正崇高的人類理想一並摒棄，那才是最可悲的。
非理想主義的消解是知識分子自身的消解。在今日中國，那些進而隻是意識形態專家、退而隻知一己發財私利的人，則從來不是知識分子。我關注的是中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不會真的痞子化，卻會世俗化，這意味著他們中許多人也將不再是知識分子。明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在數百年未曾間斷的社會民族患難中獻身於救亡自立，不斷轉化為世俗社會的中堅骨幹，幾乎不可能建設意義本體，而今日自發性極強的商品經濟大潮又席卷文化教育領域、使堅守陣地的知識分子所剩無幾……在這樣的形勢下沉思與交談知識分子職誌又有多少意義呢？
為了回答今日中國知識界的悲觀疑惑，有必要重提本文開始關於後意識形態這一時代開端：在意識形態強製性塑造的知識分子觀念與強製性意識形態一齊被消解掉的同時，社會必然會空前突出地詢問真正的知識分子涵義；今天尚在相互頡頏的“守護”與“消解”，分別澄清並實踐著知識分子的雙重職誌，它們已經進入了生成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曆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