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並非說知識分子的理想高高在上、與世無涉。恰恰相反，人類世俗生存要從動物界提升為人類的，形上理念與意義境界是其精神意識中必需的導引環節：它們不僅是作為世俗生活骨骼的科學技術的前提觀念，也是商務等全部人類日常生活賴以成立與發展的前提條件。禪宗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是使生活意義(理念)化的極致理想，但現實與理想是不可能重合為一的。因此，理想之於現實是一種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不即不離之物。
理想的超越性與普遍性並不意味著對個體差異性的專製劃一(相反，個性化恰是一切人道主義理想的基本內涵之一)，理想高於俗世也絕不意味著等級蔑視(所謂的精神貴族們恰恰不懂得真正高貴的精神是非自我中心的)。理想的力量是教化性而非行政性或強製性的。這一點尤其關鍵，它表明；知識分子的理想無論何時都不同於以權力或勢力為後盾的權威。
二、權威及意識形態
人類的曆史和現實中充滿了無數的權威，它們是形形色色特定而有限的勢力的表征。現狀是限定的，故權威是限定的。但是，權威的基本特征之一卻是本能地傾向於自我誇張而追求普遍統治，它不僅超出特定權威的真實基礎，而且總要超出現實本身永恒化為神聖理念。如《德意誌意識形態》所說，“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理想”。文中所謂“有普遍意義的理想”，並非指知識分子的意義境界理想，而是擁有權勢背景的“意識形態”(ideology)。為權威編織理念外衣的意識形態專家並不代表人類社會，而代表特定勢力(或“國家”)，因而不屬於形上本體界的知識分子。
權威及其意識形態在人類社會演進中有著必然而重大的作用。作為製度性運作或與製度配套契合的主導性觀念，意識形態是穩定社會、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然而，那種極力擴張控製的意識形態則把有限的權威神化為無限的權威，以至它不僅有權製定社會成員的公共準則，而且有權支配、核準包括精神世界在內的私人生活。眾所周知，中世紀宗教裁判所、中、國明清理學、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名義，都曾享有此種血腥的最高權威。伏爾泰因此說教士與帝國同一的製度是最可怕的製度。應當從政教分離的角度重新理解蘇格拉底關於哲學家不能從政的告誡，那可以看作是對柏拉圖“哲學王”設想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禁令。這同時是對知識分子定位的一項重大界定。
然而，這種僭越本體的意識形態權威，其誇張無比的形式與狹隘內容的矛盾，卻又同時如黑格爾在界定喜劇本質時所說，是最可笑的。當然，從可怕轉化為可笑，有待於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力量的基礎演化。
三、知識分子二而一的職誌：消解權威與守護理想
中國70年代末否棄階級鬥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標誌著意識形態中心時代的結束。這並不意味著否棄意識形態本身，而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新陳代謝：統治型應當讓位於非統治型。這一轉換須要知識分子參與，即消解意識形態舊權威。當僵化的統治型意識形態在今日仍強要維持自己的昔日權威時，它便成為可笑的喜劇對象，從而，知識分子中的俳優傳統重新複活。這就是80年代末以來、喜劇突出地成為中國中心審美形態的主要根據所在：喜劇成了消解舊權威的重要手段。但也正是通過喜劇的否定形式，知識分子與痞子發生了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