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人文知識分子可以、也應該積極介入政治，但他們的根基始終應是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文教化。這也就是蘇格拉底重視自由性的私人身份作為哲學家先決條件的合理涵義。應該清醒認識到，獨立批判性的人文知識分子即使處於最寬容七明的國家之中，也不應奢望享享有與創造直接財富的科技知識分子同等的社會地位和待遇。這樣，無可依憑的人文教化反倒成了隻能立足自身的非官學的私學。1964年，薩特拒絕接受諾貝爾獎這一世俗社會最高的學術榮譽：“我的拒絕並不是什麼倉促的突然行動，我一向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私學的人文教化卻又是高於世界的神聖使命。教化拒絕一個高於自身的權力，拒絕一個自身之外的評判標準。這就是所謂有王之德而不居王之位的“素王”，高於“人爵”的“天爵”，不倚外勢的精神自守。
如前所述，意義對世界的批判和超越，正是為社會提供深層的進步動力。一般而言，人文知識分子並不直接與政治交涉，更不結黨集社，這正是人文知識分子即使從事政治性啟蒙時仍不同於政黨活動之處。出世無為而入世有為，監法而又守法護法(蘇格拉底恰是守法而終)。人文知識分子與世俗社會正是如此密切而緊張地對立統一著。
六、人文知識分子的職業問題
人文知識分子不能回避掉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的職業問題。它是人文知識分子與世界關係的最終落實處。這裏有著現代尚無法統一的悖反難題。
前述人文知識分子諸形態，除藝術家與教士之外，其餘都不是現代社會的職業或專業。哲學家這個頗帶古典崇高意味的名稱在現代已陌生曖昧了。現代人所熟悉的是把哲學學業化知識化技術化的哲學教授或“哲學工作者”，這些名稱被認可為一種與電子技術之類分工平行的專業，因而也是可以謀生的職業(但當代商品經濟社會中，哲學係畢業生也愈來愈不易就業了)。然而，在今天，正是哲學家(以及另一個更有人文意味的稱號“思想家”)與藝術家才以未被異化的健康形態體現著人文知識分子的涵義。
早在近代分工以前，巫流傳給哲學家的特殊身份就已須要捍衛了。蘇格拉底對智者派有償教授哲學的著名指責有著比流行解釋更為深刻的背景：蘇格拉底抗拒把闡釋世界意義的人文知識分子功能納入與功利操作世界等量齊觀的時代潮流，抗拒在此意義下把哲學專業化或職業化；這同時意味著他堅持巫所曾享有的將整個世界作為審視與教化對象的至高無上職業：一個非職業化或非專業化的人類天職。他每日散步市場，專以交談為務，“勸人們個個對己應注意德與智之求全先於身外之物，對國當求之國之本先於謀國之利，對其它事要同樣先本後末的方法”；聲稱世俗勝利“造福於你們是表麵的，我造福於你們是真實的”參閱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嚴群譯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74頁。；並以刺激馬匹不怠惰的馬虻自譬，懷著重大的使命感臨刑依舊滔滔誨人，直至以命殉職。但這是什麼職業呢？他交談的對象都有功利操作性的職業，他自己卻沒有這個意義上的職業。“蘇格拉底的職業是什麼”的問題無法由社會學回答，隻有從人文本體論高度才能理解他的職業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蘇格拉底使人想到了巫，但文明時代已沒有巫的職業了。
人文知識分子是否可能在文明時代保持自己非職業化的天職，這首先是一個經濟基礎問題。人類社會迄今尚未成熟到如此地步：把人文教化看作更大係統內操作性世界擴大再生產的必要一環，從而承認人文教化的職業。因而事實上，迄今可能擺脫世俗職業牽累，專以人文教化為業的人文知識分子隻是脫出社會常軌的非正規普遍現象。他們大致可分為以下類型：
(1)受庇於世俗權力：其情況可相差很大，從導師地位到弄臣俳優。但如前所述，他們畢竟都是依附。毋論黎賽留的法蘭西學院，即使是千古傳頌的伯裏克利斯黃金時代和齊國的稷下學宮，藝術家的自由表演積高士的指點江山，都依然可以在更高的視角上發現最終牽引他們的權力中心。
（2）憑靠貴族家產或資助：前者基本是近代或近代以前的情況，如蒙田、“竹林七賢”、叔本華、維特根斯坦等。而在恩主贈援等形式下，直接間接、或多或少依靠他人資助維持事業，則是近代至現代近三個世紀中著名人文知識分子幾無例外的現象包括馬克思。馬克思實質上一生沒有自食其力的職業(參閱馬克思向恩格斯索討救濟款的大量信件及其近乎悲壯的人文身份自白。)。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社會日漸增多的社會資助(多出自大實業家)所創建的研究單位，如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羅馬俱樂部；還有大學對於人文學科數目不多卻較為普遍的研究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