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遁入宗教：大多數人文知識分子遁入教門並非對宗教的信仰，而依然是出於世俗世界中無法保證人文沉思冥想的環境條件而不得已為之。李贄是著名的例子。維特根斯坦也多次有過這樣的追求參閱［美］N·馬爾康姆：《回憶維特根斯坦》，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96頁、98頁。。而作為一種擺脫世俗價值網絡的衝動，如前所述，無為隱居則是人文知識分子普遍的特性(這特別成為現代西方人文哲學家的時潮）。
(4)依靠第二職業謀生以保證人文事業：盡管有像恩格斯這樣不定期經營工廠的情況，但多數人文知識分子被迫拾取的謀生職業並非生財之道。斯賓諾沙磨鏡，陶潛返鄉自食其力，都是貧困的殉道者之路。
近代分工所奠定的社會職業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商品化了，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受到商品化的巨大衝擊。人文知識分子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主義生產同藝術是天然敵對的。
作為社會成員，人文知識分子首先必須遵循商品經濟法則謀生。他必須使自己的職業與使用價值發生關係，甚至直接進入市場。但他的工作並不與其他職業具有同一價值尺度，人文價值是使用價值的本體尺度，但不是使用價值，因而無法參加商品交換。這種嚴峻局勢已迫使一批人文知識分子轉換職業，其中多數人也就此放棄了人文教化的天職和精神。目前似乎依然有兩類安身方式：一是選擇盡可能遠離商品經濟、亦受價值規律波動較小的工作單位(這一般是大學或研究所)；二是盡量從事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和藝術。
但是，人文學科既然並非固定的專業分類，那麼，從理論上講，人文知識分子也就毋須以職業化的人文專業為必要條件。但在非人文學科的職業中保持人文教化的旨趣或誌向，這對個人人格素質會有更高的要求。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將寄身何處？也許，更合宜的提法應該是：現代人文精神將寄身何處？傳統的意義世界(主要是哲學和藝術)將依然是人文棲身之所。但是否可能開辟新的意義世界、創造出新型的現代文化來呢？
七、人文知識分子的獨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曆史性的目標本文開始已強調過，所謂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非指一種獨立的人文職業分工，而是基於人文精神(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群體認同意識與使命意識。
從古到今，中國並不缺少人文知識分子，但卻不存在上述涵義的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群體；更確切地說，缺乏一種真正獨立的人文精神。
人們經常提及的儒學人文傾向與西方人文主義關鍵區別之一在於，後者在淵源於古希伯來的宗教精神支持下始終堅執著超越的一維，神人具有不可同一的差異性，世俗權力一直置於一個比自己更高的宗教監護之下；即使僅僅是十種形式，帝王也要由教皇加冕。中國卻是以俗世為中心的社會。構成儒學主流的經世致用、實用理性、中庸之道（包括“中和”之美)，統統都是俗世精神。所謂“天人合一”其實是以人統天。從而，倡人倫卻不究詰本體，順綱常卻不抽象思辨，一切向上向外的衝動都被溫情甜俗地化解掉了。中國式的入世，恰恰是逃避人與啟然交流(勞動)這一人文基點的出世。與人文出世無為而入世有為相反，儒學的入世有為卻流為出世無為。更準確地講，這種入世精神隻是封閉不開放的現世或俗世精神。它是如此牢固，以至出世(超世)的佛教隻有日常現世化為禪宗才成為中國的。作為這種世俗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經由科舉製度一代一代地被輸入世俗社會的權力中心。“學而優則仕”之外更高的人文理想也僅僅隻是“為王者師”。即使是人文知識分子引以自負的“天下”和“道”，也終於落實為俗世的人際綱常：這根本不是康德的形而上的倫理本體，而是手段性的道德規範。中國缺乏宗教精神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更普遍的涵義正是：中國缺乏超越精神。非主流的道莊倒更多體現了獨立的超越精神，但它根本不敢正麵對抗儒學禮法，如政教合一的司馬氏政權威壓下阮藉所典型代表的那樣。中國政教合一的傳統格局如今正在受到商品化的改塑，但二者具有同樣急功近利的性質。而且，正如西方商品社會曾經曆過的那樣，一種支配物質生活的經濟功利法則同樣也是支配精神生活的功利價值觀念，隨著這種法則與觀念的空前膨脹，人文知識分子關於意義世界的訴說將更加顯得迂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