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的本質與現狀的二重化打破了原始的自然統一，不僅造成了總體類的本質與現狀的差別，也造成了個體現狀與類的本質的差別。從而，人類的進步才呈現為辯證而曲折的形態，馬克思據此才提出了“三大形態”與“史前階段”的曆史哲學。施蒂納認為“關於‘人’的概念和存在、人的本質和現象可以彼此分離”隻是一個“假設”，馬克思回答說：“哲學家們關於現實的人不是人這一荒謬的判斷，隻是實際上存在於人們的關係和要求之間的普遍矛盾在抽象範圍之內的最普遍最廣泛的表達。這一抽象命題的荒謬形式同資產階級社會的極端化的荒謬關係完全相符合。”③中世紀等級製度“使人脫離自己的普遍本質，把人變成直接受本身的規定性所擺布的動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頁。，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生活條件達到了違反人性的頂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頁。，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按照最適合於“人類本性”的方式組織生產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頁。。顯然，在上述曆史行程中“社會關係的總和”與人的本質並不具有直接同一性，唯其不同一，才有了“應該”，亦即評價的關係。作為價值本體尺度，“人的本質”是全部價值哲學的基石。
5．當馬克思把人稱作創造性勞動(實踐)的生物並以“全麵發展”為人的典範形態時，也就提出了一種本體性的價值尺度。“人性的”在此遠超出了傳統人道主義的最低標準(“救死扶傷”“不殺俘虜”之類)而享有了最高評價的地位。而當“總和說”把“社會關係”這一中性描述的概念抽象為人的本質時，暴君與革命家、叛徒與烈士就都成了人的本質的承擔者。馬克思把這種用“人事實上是什麼”取代“人應當是什麼”的態度稱作“無批判的實證主義”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頁。，它也屬於《費爾巴哈論綱》所指出的那種隻是“解釋”而不“改造”世界的靜觀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和其他理論家一樣，隻是希望達到對現存事實的正確理解，然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卻在於推翻這種現存的東西”。“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來說明承認現存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現存的東西——這也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敵人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這些地方證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足於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相符合——那麼，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與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協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證明。”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48頁。上述寫於《論綱》之後的文字表明，與“總和說”相反，馬克思正是基於人的本質與社會關係的不同一性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價值哲學的論證。這種價值規範性的人的本質並非如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一些東方馬克思主義史家所認為的與科學不相容。以馬克思兩大科學發現為例：唯物史觀寓人的解放於生產方式運動中，剩餘價值理論則直接導向“剝削”這一人本價值觀念。在物的關係之後揭示出人的關係，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這正是他的學說不同於亞當·斯密的經濟學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