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導論(4)(3 / 3)

(1)對先進技術的追求必然引向作為技術背景的科學精神與文化哲學。80年代,“當改革實踐從經濟、政治擴展到文化心理領域並意識到人自身現代化的必要性時,也就向理論提出了不僅有別於自然科學,而且有別於社會科學的人文學科的地位問題。”②

(2)社會轉型與中外交流加劇形勢下,對不同發展模式與文化模式的人文價值評判與選擇。20年代梁啟超《歐遊心影錄》與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正是從此角度首次提出人文問題的,但尚屬文化哲學而未進入學科學術規定。80年代文化討論在更為深廣的規模上再現了這一人文選擇的曆史哲學意向,並從學術建設角度提出了人文學科的獨立地位問題。

(3)以反省“文化大革命”為起點的思想解放運動,實質是對專製意識形態的批判消解,同時又是意識形態的重新定位,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兩種表麵似乎不相關的思想方向:一是重倡實事求是,否定教條理念的先驗地位,代之以經驗性與操作性的實踐;二是通過研討馬克思巴黎手稿(1844)興起的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潮,將第二國際與斯大林視為科學定律的馬克思主義,闡釋為批判與引導近現代科技文明的馬克思人文理想主義。這兩種思想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重新闡釋與定位。前者解放了專製型意識形態控製下的科學,後者則提供了人文學科的核心概念——一種超越性的人的本質觀念。雙方共同進行了類似康德式的劃界,從而如同康德終結中世紀經院哲學一樣,也開啟了政教合一的專製型意識形態的消解時代。

從而,馬克思人文理想主義的意義與地位空前突出了。在科技生產力高度發達、全球一體化日趨加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麵臨現代與後現代反省的世紀之交,馬克思主義在擺脫了專製型意識形態傳統之後,若不願消解於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或民族主義,那麼,批判與引導現代文明的人文文化理想主義,將是時代亟須並且依然不可逾越的一種定位。

馬克思主義定位於人文理想主義,便從專製型意識形態中剝離出了人文學科,同時意味著放棄對科學的獨斷論控製。這表明,人文學科的獨立,既是20世紀末葉文化思潮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又是專製型意識形態解魅,從而解放學術科學的前提性環節。

但人文學科與科學相區分,並從大一統意識形態中獨立出來,並非要重蹈唯科學主義而執著為一種反科學的“唯人文主義”。

誠然,作為當代人文主義,20世紀末葉興起的中國人文學科觀念,並非文藝複興時期針對神學的世俗人文主義,而主要是對唯科學主義的反撥。龐樸發生了廣泛影響的《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論綱·1985),試圖立足現代學術重新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缺點是囿於文藝複興世俗人文主義觀念而突出了與僧侶主義的對立。但後者在狄爾泰以後的現代人文主義思潮中已轉化為建設性資源,並構成反撥唯科學主義的重要一維。但唯科學主義並非科學,相反的,如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所強調的,科學並未從唯科學主義中受益。〔美〕郭穎頤(D.W。Y.Kwok):《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雷頤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2頁。70年代末與人道主義同時興起的科學觀念與方法論熱潮,恰是消解專製型意識形態的互補的兩翼,二者關係不僅不同於20年代科玄論戰時,也不可與西方人本主義同科學主義的對立簡單類比。

科學技術作為人作用於物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本質對象化亦即人文主義的感性載體。現代人文學科正是在對科學的反思關係中,亦即對科學局限性涵義(meaning)的意義(significance)規範、引導與拓展中才確立自身的職能地位的。在這個意義上,並不存在孤立自在的人文學科。這一點對於現代人文學科尤其如此。中國古代學術文化從不缺少人文意向,但在引入近代科學之前,隻有以封建倫理為軸心實體的舊學,並不存在具有獨立學科對象、方法與功能的人文學科觀念。中國古代學術在20世紀被突出地闡釋為人文主義文化,但無論西方現代與後現代思想家,或是從梁啟超、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的中國當代文化保守主義,此種闡釋的前提都恰是近現代科學以及對之反思的現代人文學科觀念。

“人文學科”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對立統一是一基本現象。新康德主義將康德的知識論從科學擴展向人文文化,由此開端的對“人文知識”的追求,其內在矛盾張力在胡塞爾標榜為“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的現象學的人文科學建構中達到頂點。現象學徹底而絕對的本體論究問,卻以對科學概念的懸撂消解為前提。從胡塞爾到海德格爾,都強調現象學不是知識體係而是運用中才自明的方法,卻都留下了不同於作為方法現象學的煌煌現象學學(即關於現象學的學術)。參閱“回到事實本身”一節。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學術形態,應既區別於天啟性蒙昧信仰,又區別於專製型意識形態的獨斷論話語。這需要同時發展作為人文學科內在規範的形上超越性的人的本質觀念(一種既超越動物生存又超越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人性觀),與作為人文學科外在規範的客觀知識形態。參閱尤西林《人文學科特性與中國當代人文學術規範》,《文史哲》1995年第6期。當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爾及其後的後現代主義在消解西方自身唯認知主義傳統時曾一再傾慕東方傳統文化,西方漢學家近年來也不斷有人建議中國人文學科放棄西方知識形態話語而返回中國古典感性直觀形態。參閱〔德〕卜鬆山(Karl-Heinz Pohl)《中國美學與康德》(《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等,有關反應爭論參閱“紀念宗白華、朱光潛百年誕辰國際研討會”紀要(《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會議紀要(《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此類來自西方當代文化的誘惑,使中國本土學術更易忽視自身缺乏客觀知識形態的傳統弊病。因此,注意“人文科學”的知識形態建設,在以人文價值引導科學時與之建立良性互動關係,是基於自身曆史現狀發展中國現代人文學科時尤需提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