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學主義雖也被稱作唯科學意識形態，但如前所述，由於它無法涵攝人文學科，便即使純就思想而言也達不到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權威。但唯科學主義與其後建立的唯物科學主義意識形態卻有疊合之處，這就是郭穎頤在其《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一書末尾所暗示的，唯科學主義自身無法統一多元競爭，但卻“有助於開啟另一個時代，即一種超級思想體係的一統天下。”〔美〕郭穎頤(D．W。Y．Kwok)：《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1900—1950)，雷頤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頁。這才是現代中國唯科學主義最為嚴重的負麵涵義。
三
科玄論爭後期加入的唯物主義，並不是基於科學專業背景的一般唯科學主義，而是將科學與人文價值乃至萬事萬物均統攝於自身，類似於古希臘知識王的泛哲學，但當陳獨秀宣稱，“我們相信隻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曆史，可以支配人生觀”時，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1923）。這種實質由第二國際學派所塑造流播的唯物史觀，參閱〔南〕弗蘭尼茨基(P。Vranicki)《馬克思主義史》及盧卡奇《社會存在本體論導論》等有關分析與批判。在以對象性客體之“物”為本體及因果決定論方麵，卻與以牛頓力學為原型的19世紀唯科學主義有重要共同點。唯科學主義從而引導出唯物的科學主義。
唯物科學主義把康德劃界區分開了的(現象界)科學與(本體界及人文學科領域)形而上學重新混同一體，並且以類似古代自然本體論的框架，對全部學術作出既是科學知識名義的，又是形而上學的獨斷論規定。但它又並非古代的“超科學”(Metaphysics)，而是以近代以來的唯科學主義為立場，將人文價值還原為科學因果律，即取得唯科學主義無法達到的統攝人文價值的最高權威地位：“辯證唯物主義研究自然界、社會以及認識的變化和發展的最一般的客觀規律，並給客觀世界的各種現象以唯物主義的解釋。”“辯證唯物主義是其他一切知識部門所業已達到的成就的科學概括”。“辯證唯物主義是唯一科學的哲學”。〔蘇〕阿曆山大羅夫(AF．Φ．AлkcangpoBa)主編：《辯證唯物主義》，馬哲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33頁。在這裏，柏拉圖式的傳統最高人文理念—理想(idea)以科學理性邏輯(logic)形態出現，這就是權威理念型(而非一般觀念型)的“意識形態”(ideology)。參閱尤西林《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頁關於“意識形態”廣狹兩義的說明。作為人文哲學，它依歸於科學；作為科學，它又是僭越人文價值本體的舊形而上學；但它既非科學也非人文學科。這種經過20年代科玄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而取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唯物科學主義，終於成為支配20世紀中國學術的權威意識形態。與限於社會哲學的三民主義相比，唯物科學主義因其“物”的普遍抽象性而擁有前者沒有的本體論，這是二者雖均為現代中國意識形態而仍有強弱之分的哲學根據。
這種權威型意識形態雖因戰爭而暫未建立統治，但仍可憑借軍事組織權威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幹預學術。在延安整風、上海與重慶文化論爭中，“人性論”“主觀論”反複成為靶的，表明了唯物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統治，首先是亦主要是對人文學科的壟斷，即排除意識形態之外任何獨立的人文價值觀念。1949年建國後，以革命勝利所贏得的中央集權巨大威望為後盾，終於演進為政教合一的極端意識形態，它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峰。在此壟斷下，中國當代人文學科基本成為意識形態的注釋，僅在有限的實證與史料領域保持著邊緣獨立。幾乎全部意識形態運動，從“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心”與“物”關係，到道德抽象繼承論、文學創作“中間人物論”、形象思維論……全屬人文學科批判。由於“權力的無限性依賴於以意識形態為中介的意義理念的無限性。因而，本體論乃至任何基本原理性的研究都攸關權力統治根基而被壟斷。這類人文學科的傳統領域成為隻有少數意識形態權威可以進入的禁區，任何獨立思想者都客觀上成為對教化壟斷亦即權力本身的挑戰。”參閱尤西林《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頁。
極端意識形態此種高度的壟斷(同一)性，反過來鑄造了意識形態化的人文學科觀念，以至在後意識形態的20世紀90年代，大陸思想界依然將新生的人文主義思潮不加察辨地疑慮為傳統意識形態的保守遺產，而與人文精神相關的理想主義、本體論，也被染上意識形態色彩而歸入消解之列。
專製型意識形態同時也壟斷了人文學科對科學意義背景的闡釋。人文學科基於自由創造與係統整體目的價值對特定科學涵義(meaning)的意義(significance)引導拓展，被扭曲為專製型意識形態將一己褊狹涵義膨脹為偽意義而對科學的獨斷論裁定。諸如指控馬寅初計劃生育論為帝國主義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斥摩爾根遺傳學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甚至宣判心理學為唯心主義而取締心理學科……專製型意識形態對科學的這種粗暴幹預，也敗壞了科學界心目中的人文學科形象，至今學術專業界對超越具體經驗實證的人文意義闡釋仍抱有深層的輕蔑與厭惡。
20世紀中國專製型意識形態對人文學科與科學的這種雙重壟斷壓製，與古代儒教倫常既收攝超越性形上學又束縛經驗科學的傳統格局有重要相仿處。參閱“實學與本體論”一節。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明清實學當年以心性人文之學為靶的而以經世致用的實學對立，卻未能將批判矛頭指向雙方背後共同的壓製者倫理綱常，這一混淆再次出現於90年代科學與人文學科、經驗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立格局中。
然而，不僅對於唯科學主義與意識形態的20世紀中國，而且對於幾千年政教合一與世俗主義的封建中國，形上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及其學術形態的人文學科，都是未曾獨立的有待建設的新事物。
四
20世紀80年代中國產生獨立的人文學科觀念，其原因是多方麵的，②參閱“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一節。除過西方人文學術思潮(同時包括19世紀末的物理學革命所開啟的與人文互補統一的現代科學觀念、對技術經濟非批判發展所引發的世界大戰、能源、生態、公平等問題的反省)影響之外，中國本土契因至少有以下三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