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以張之洞《增設洋務五學片》(1889)為開端，與義理考據辭章的製義貼括舊學相區別的中國現代學術分類，也已逾百年曆史了。但“人文學科”一詞確定地進入漢文獻，迄今僅十餘年。據朱紅文《人文精神與人文科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頁)統計，大陸最初一批人文學科理論文獻為：顧曉鳴《“人文問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問題》（《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劉少泉《人文科學要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尤西林《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未定稿》1987年第1期)。景天魁《社會認識的結構和悖論》“人文認識”一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筆者1985年醞釀這一課題時曾與《青年論壇》主編李明華通信，得悉李澤厚在該刊創刊號(1984)卷首語中已使用了“人文學科”一詞；而李氏《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1981)中也早已使用了“人文科學”一詞。海外雖早有唐君毅《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際》(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但從林毓生《中國人文的重建》(1982)與餘英時《文化建設私議》等文來看，人文學科觀念在80年代台灣尚處在啟蒙階段。香港雖早通行“humanities”一詞，但從張燦輝《人文與通識》(香港突破出版社1995年版)中可知，直至90年代，漢語“人文學科”仍是香港學術教育界探討性課題。這是一個富有深意的對比。
誠然，現代人文學科並非指與史學、文學、經濟學、化學等並列的學科實體，盡管它傳統上依托於文史哲諸科，本質上卻更呈現為一種學術觀念論，即“人文”角度的學術價值觀與方法論，或者說，是對科學一學科的意義域闡釋。詳參“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一節，尤西林《有別於涵義（meaning）的意義（significance）》，《學術月刊》1996年第10期。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理論也因此以反思性姿態晚出於科學發達數百年之後。
但如果撇開唯科學主義(scientism)長達四個世紀(16—19)統治的國際背景，人文學科觀念在中國遲至20世紀末葉才獲獨立這一史實，仍有特殊的中國社會文化緣因，它包含著20世紀中國學術一個根本性教訓。
二
毋須贅述，如學術界一再指出的，民族危亡與由此導致的科學救國，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發生的契因，而且是支配中國現代學術最有力的方向。隨著從器物、製度向文化深層的推移，20世紀初中國人的科學觀念，已不止於形下之物，而明確地尊奉為普遍有效的方法論與使人自由的價值論。從而，唯科學主義作為文化哲學思潮，其本身已具有人文功能意向。用1923年科玄論戰中任鴻雋的著名論斷來說，“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的，但科學的人生觀卻是可能的”。此即一方麵否定了人文學科知識形態的可能性，一方麵又以唯科學主義承擔了人文價值觀。
科學固然有其人文意義。對於迄今尚未完成現代化的中國來說，不僅科學的效果力量，而且科學所陶冶培育的人文精神氣質(理性等)，更有其特殊的積極意義。但唯科學主義不僅視人文意義為科學派生物，否認有以人文為主題的學科知識形態，而且用狹隘的科學文化取代了豐富多樣的人文內涵。
正是這種基於特定時代潮流的唯科學主義，使中國現代學術自始即漠視人文學科視域。盡管張之洞已以新學為參照，對中學做朦朧的人文闡釋，所謂“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開設書局刊布經籍折》)；盡管耶教中譯數量遠遠大於科學譯著，李提摩太已向國人把西學區分為“治神心”(宗教人文)、“治人”(社會科學)與“治物”(自然科學)(《教務本末》下)；盡管章太炎也已以新學眼光對中學作“客觀之學”與“主觀之學”的分類(《諸子學略說》)；盡管王國維強調了哲學在學術科學中的指導性地位(《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甚至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援引西方現代人文思潮，為人文學科爭一席之地而開科玄論戰；範壽康把科學區分為規範科學與說明科學……但終究未能發展出獨立的人文學科觀念。
然而，單憑唯科學主義自身並不能阻遏人文學科的發展，科玄論戰作為平等的學術爭論，反倒刺激了其後人文學派在北京大學的聚集與發展。唯科學主義的擴張意向受到兩個限定：
（1）唯科學主義盡管自詡為“科學的人生觀”，但由於它根本上否認人文觀念作為獨立學科與普遍有效知識形態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因而，唯科學主義隻是在人文類型之一的科學精神上關涉人文意義域，並不能涵攝人文學科功能。
（2）唯科學主義即使像梁啟超稱之為“霸王”的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那樣逞雄中國近30年，但依然局限為學術思想觀念，而不享有政教合一的權威。
這最後一點攸關包括人文學科與科學在內的現代學術興衰。
盡管有唯科學主義這樣的偏頗潮流，20世紀頭30年的中國學術卻享受著本世紀少有的思想自由。從甲午戰爭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中國思潮迭出、百家爭鳴的活躍時期。思潮自由鼓蕩積澱為學術建設，以清華國學研究院(1925)、中央研究院(1928)、西南聯大(1937)成立為標誌，20年代後期至三四十年代，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黃金時代。引人深思的是，這一時期卻恰是內外戰爭動亂最劇烈的時代。
這一對比現象與周朝解體、天下大亂的戰國諸子百家爭鳴、漢末戰亂分裂而自由超逸的魏晉人文精神有重要印證之處。它們都表明，學術之消長，主要並不取決於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而卻與某種大一統專製型意識形態的內在控製直接相關；上述三個時代又都似乎表明，這種大一統的專製型意識形態的廢弛，正是學術繁榮的有利條件。20世紀前半葉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其處於專製型意識形態更替之際的真空階段有著重大關係：數千年封建統治意識形態的儒教綱常在1895年甲午戰敗後終於失去支配人心的效力，而新的意識形態權威在20年代末中國社會史分期論戰後雖獲主流思想地位，卻因辛亥革命後數十年軍閥割據的政治權力多元格局，而未能獲得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所必需的中央集權條件。從而，未曾停歇的內外戰爭，反倒成為延撂權威型意識形態統治的學術生存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