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現代性”既是“現代化”的產物，又是“現代化”的前提。
另一種容易簡單化理解的模式，是機械套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而視“現代性”為“現代化”的消極派生產物。
誠然，現代化作為實踐運動，不僅生成著客觀存在的現代環境對象，同時也塑造生成著現代人主體的現代心性及其結構(模式)。其中，代表性的對應關係有：
現代化現代性
市場經濟競爭心
民主平等觀念
法製理性
全球化交往習性
分工化專業身份感
……
上述對應關係，並非一一對應，也同時是交叉綜合的。其中，“理性”與“主體性”在現代性諸特性中占據著中心地位，它們普泛地滲透體現在其他現代性特性中，並且也為現代化各項活動所積澱塑造。
然而，現代性又作為現代化的觀念前提塑造著現代化。例如，市場經濟的基石是依據價值規律交易。在市場上，甲方用一斤米換乙方一斤雞蛋，是按照當時當地米與雞蛋的“行情”亦即價值規律決定的。但自私貪心乃私有製下人心難免，於是便可能發生如下欺詐：用一斤黴變米或變質壞蛋冒充，或對不知行情的對方壓價抬價，或“打一槍換一地方”的“一錘子買賣”行騙，等等。欺詐使價值規律無從確立，遂使此類市場成為掠奪戰場。市場商品交易的經濟行為，本質上是兩個平等主體的公平交往倫理行為，若雙方不視對方為平等主體，便從根本上抽去了市場交易的前提。作為“現代性”的“平等”倫理觀念因而在此成為建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古希臘時代早已產生商品交換，但直至近代才確立市場經濟，馬克思對此分析道：
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隻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等同意義，隻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75頁。
作為“現代性”的“平等”倫理觀念在此又須依靠對不平等的奴隸製社會製度存在的改造，亦即“現代化”的條件。可見，在“現代性”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互為前提、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學術史上與此有關的著名成果之一，有M·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觀念前提意義的研究。他通過對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教的社會學研究，揭示了在狂熱賺錢的資本主義活動背後，深層地存在著新教“勞動”“天職”“勤儉”等宗教意義理念的教化背景。資本之可能不斷積累用於擴大再生產而非消費揮霍，表麵上是知性邏輯的功利涵義算計，但其主體氣質素養卻源於價值理性信仰背景。參閱M·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等中譯本，三聯書店1987年版。
業已確立了的現代化經濟製度同樣需要依靠現代性精神觀念的支持。當代新經濟史學派代表D·C·諾思(D．C．North)即用嚴格的經濟科學語言與邏輯，論證了最完善的經濟製度也無法離開人文性的現代性觀念扶助。諾思將經濟發展歸因於製度結構變遷，理解製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費用成為關鍵。國家製度對市場交易有明確規則，然而，個人權益最大化這一世俗社會普遍的動機，卻使破壞製度的“搭便車”行為時時可能出現。這顯示了產權結構的不完全與無效率一麵。現代化製度思路一般會通過充分界定與行使產權，以及考核行為來杜絕“搭便車”，但這意味著對無數可能發生的破壞製度行為均一一對應地建立細密龐大的製度，而由此多支出的花費大大超過了收益成本本身，因而顯然不可行。諾思因而超越了古典經濟學將人視為“經濟人”的社會科學人性觀，而轉向人文觀念的人性自我超越性及社會性一麵。諾思訴諸人文意識形態的信仰文化，使之維護與培育自製、理性、公正、博愛等人文素質，“其基本目的在於促進一些群體不再按有關成本與收益的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計算來行事。”②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59，64頁。從而克服與抗衡製度條例無法防範的“搭便車”破壞行為。“現實的經濟變化的發生不僅是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動對新古典模型產生壓力，而且是因為不斷演變的意識形態觀念使得個人和集體對自身地位的公平性產生相互對立的觀點，並使他們按照這些觀點而行動。”②
（3)“現代性”不是單一價值立場的“現代主義”，而是多元立場與多樣心性結構的混合體；鼓吹現代化與質疑、批判現代化的對立統一矛盾體是“現代性”更新的動力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