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往後將包括關於人的科學，正像關於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這一預言透露了馬克思關於人的理想、社會的理想與自然的理想。與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三大形態說相契合，實現這一理想展開為人類辯證的實際曆史進程，並體現為這一進程的最高合題。理想實踐地實現，因而曆史是人創造的；自然向人生成，因而曆史又是為人的。隻有依據實踐論的人文本體論，懂得“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人們才會理解馬克思這一理想的科學—人文同一性，也才不致將馬克思關於科學統一的理想與吞並人文學科的唯科學主義混為一談。還應注意，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同一，首先是一個曆史實踐的問題，而不單純取決於學科自身的發展。因此，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人類曆史進程中的分化與統一，也標誌著相應曆史階段上人、社會、自然三者間實際的關係水平，同時標誌著人在何等程度上成為主體。
四、人文超越：文化討論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哲學
引人注目的是，我國與蘇聯都不區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蘇聯大百科全書》(3版，1970)把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相等同，共用同一主詞“HAYKN”(科學)。，間或提及，也含混不清；流行的是廣義的社會科學概念。
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很多，但這主要不是國外某些學者所歸結的“名稱術語混亂”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使用“社會科學”一詞，而更多地把他們的學說稱為“曆史科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科學廣為流行，主要開始於第二國際時代。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一個突出的事實是，第二國際的考茨基、阿德勒、普列漢諾夫等人把馬克思主義終歸解釋成了一種經濟學說，而這種經濟學又進一步被理解為可與自然科學相媲美的社會科學；與之相應，厭惡、排斥人文學科，哲學水平普遍低下，成為第二國際理論界重要的特點參閱〔南〕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史》（上卷），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04—205、241—242頁。。
需要另外思考的是，列寧實踐地高揚了馬克思實踐論的人文本體論，並與第二國際理論家們進行了激烈論戰，但這種片麵的社會科學觀念後來依然在蘇聯享有了正統地位，並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
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忽視科學的國家中，一旦改革，齊奔科學本是十分自然的。但在今天，不僅社會科學向自然科學看齊，哲學也把追隨自然科學作為主要出路；而作為楷模的自然科學又往往被理解為牛頓時代的精確化、數字化、定量化(盡管也表麵地吸取了現代科學的具體成果，如計算機等)……當人文學科的複興已成為現代世界一種前景廣闊的潮流時，我國的科學化卻染上了近代化的色彩。正是在這裏，觸及到了一個遠超出人文學科自身地位的重大問題；它使人意識到了站在時代轉折線上的中國所特有的複雜矛盾性——在民主革命結束30多年後，反封建再次成為嚴峻課題；而當人們不僅從政治、文化，而且從經濟基礎的生產力方麵反省近代革命以來的教訓時，反封建就不但成為現代化得以起步的重要前提，而且成為現代化之所以必需的一個動因。正是基於這種背景，近代以來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及其資本主義工業化模式，以及與之相關的近代科學技術，在國內近幾年來重新受到關注。
但已不可能再有“五四”意義上的反封建。這不僅由於中國已經曆30多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的影響)，而且也由於20世紀中葉以來，以科技革命和生活方式變革為先導、取代“第二次浪潮”的現代化潮流已逐漸全球化。這兩種形勢使反封建的近代工業化模式在雙重意義上成了非現代的；它反過來卻又使前資本主義傳統有可能更新並參與構成更高的現代文明。
托夫勒在分析伊朗現代化改革失敗的教訓之後寫道：“傳統的工業化是不是通往進步的唯一途徑？當工業文明陷入它最後痛苦的時刻，去模仿它的工業模式又有什麼意義呢？”他又在別處寫道：“今天世界上正飛快地發展著另外一種看法：進步再也不能以技術和生活的物質標準來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學、政治、環境等方麵日趨墮落的社會，則不能認為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不論它多麼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術。一句話，我們正在走向更加全麵理解進步的時代。”“我們也不再認為社會隻沿著單一軌道發展，認為社會能自然地從一個文化階段發展到另一個更‘先進’的階段。可能會有很多的發展道路”；“我們開始以一株開了花的樹，形象地來考慮進步問題，它有著很多伸向未來的樹枝，我們將以人類豐富多彩的文化，來衡量社會的進步。”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405、365—366頁。
從而，人文的選擇與超越突進為曆史哲學中最富於現代性的前沿課題；它尤其是當代中國的：背負封建傳統，不曾接受近代工業化洗禮的社會主義中國能否超越資本主義工業化痛苦階段，在20世紀末葉全球性變革的水平上、在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三大形態理論的視界中開展現代化(同時真正完成綿延了一個世紀的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