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問題最簡單，納稅人必須清楚自己需要的基本福利是什麼？同樣，這也是政府必須厘清的問題。
如前所述，亞當·斯密把政府的基本職責也即民眾的基本福利需要限定在國防、司法和公共工程的建設和維護三個方麵。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會解決一切利益博弈問題，因此他們反對擴大政府職能，主張將政府的職能限製在“守夜者”方麵。斯密說：“最好的財政計劃是節支，最好的賦稅製度是稅額最小。”西方各國在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政府的職能基本上被限定在有限的範圍內，相應的，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也是極其有限的，因之，福利的代價——稅收負擔很輕，各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都很低，一般低於10%，美國甚至低於5%。
然而，民眾對福利的感受、評價是不一致的，財政專家調查發現，這些公共物品對富人的效用大於對窮人，從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獲益的主要是富人，例如國防、司法裁判等，因為他們家大業大，更需要這些公共物品的保護。而窮人迫切需要的是衣食住行等私人物品，對國防、司法、公共工程的需求不高。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西方國家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很多國家爆發革命。為了調和矛盾，在政治上西方各國吸收了左翼政黨的改良政見，在經濟上，接受了凱恩斯的“政府幹預論”，擴大了公共品供給的範圍，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納入公共品的供給範圍。這些公共品從經濟學的效率角度觀察，並不具有一般公共品的非排斥性、非競爭性的特征，但若是純粹由私人提供，由於其逐利特性，將使窮人不堪負擔。這個問題是“看不見的手”所無法解決的，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看得見的手”發揮作用。政府擴大公共品範圍的依據在政治上是公平，在經濟上是這些公共品具有正外部性，因為它們對提高納稅人的基本素質更有益。擴大公共品的供給使富人和窮人的感受、評價顛倒過來了，對這些公共品，富人的邊際效用遞減，有如吃飽飯的人對再添的飯就不需要了，而未吃飽的對新添的飯評價就要高許多。
確定基本的公共福利範圍，就是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領域進行劃分。這之後，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如何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如何公平地分配公共物品。即便是公共物品，也不可能做到所有國民普遍受益。國防、行政司法服務在理論上可以做到普遍受益，而公共工程、教育、社會救濟等則難以做到。比如某項水利工程，可能是下遊受益，而上遊受損；再如高等教育補貼，隻有考上高校的人才能享受到。在這方麵，可能城市人、家庭收入較高的人享受的機會更高一些。但是，就社會救濟來說，則隻有弱勢群體才能享受得到。
雖然對不同的公共福利不同的人群受益、感受、評價不一，但從總體上、長遠上卻達致了窮人、富人福利的平衡，因而是公平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國家普遍建立起了所謂“福利社會”，其標誌就是公共福利供給的擴大，區分隻是程度的不同。福利程度高的北歐各國建立起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製度。有這麼一則幽默：“某男子到旅行社問：‘給我找個便宜的療養院，全程50美元，住的地方要有圖書館、彈子房、遊泳池、健身房、桑拿、體麵的餐飲，客房裏要有彩電、電腦和DVD！’‘我們這兒沒有這麼便宜的療養院！不過，您可以免費享受這一切。’‘真有這種好事？’‘您去瑞典的監獄吧！’”
雖然有些誇張甚至荒謬，但可起到管中窺豹的作用。瑞典是最典型的福利社會，但其稅負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稅負一直在50%左右。
福利供給的擴大，極大地緩解了社會矛盾，縮小了貧富差距，也使由於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革命幾率降低。但這些都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稅收的增加。各國的福利情況不同，其稅負亦不同。
上述國家中，美國和日本屬於低稅負國家，法國、歐盟15國則屬於高稅負國家。總的觀察，各國在1980年以前，稅負是上升狀態，之後有的國家開始微調，稅負略有下降，有的國家則繼續上升。
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之後，供給學派開始對凱恩斯經濟學說提出質疑，認為其政策擴大了政府開支，導致稅收增加，投資萎縮，勞動者的積極性下降，社會總供給減少。因此，供給學派主張降低稅率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來刺激供給，促進經濟增長，抑製通貨膨脹，同時爭取實現國家預算平衡。當時的美國總統裏根接受了他們的政策主張，從80年代起實行了兩次大的減稅，使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大幅度下降。2001年小布什上任後，又接過了裏根的減稅之棒，繼續奉行供應學派的經濟思想。美國的政策影響到世界，工業化國家相繼掀起了一股減稅浪潮，迄今仍在繼續。
稅收的代價不僅表現在收入的一定比重被政府拿走，還表現在由於征稅而造成的無謂損失。無謂損失是當民眾根據稅收政策導向，而不是根據他們購買的物品與勞務的真實成本與利益配置資源時稅收引起的無效率。例如，政府對護膚護發品在征收增值稅以後又加征一道消費稅，由於稅負轉嫁，造成價格升高，致使人們減少消費時，民眾經濟福利的減少就大於政府所籌集的收入量。應該說，這種無謂損失具有普遍性，凡征稅必有損失，稅率越高，損失越大。拉弗曲線以模型在證明稅率與效率之間存在最佳平衡之外，還證明稅率越高政府所得越少，當稅率達到100%之時，稅收也減少至零。這是其一。
其次，凡做功必有損失，凡征稅也必有成本，這種成本包括征收成本和民眾為納稅所必須支付的各種直接和間接成本。這些成本也將由納稅人承擔，並最終減少他們的福利水平。
其三，納稅人的損失還表現在他們自由選擇準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權利縮小。當政府將福利擴大到一些具有排他性的準公共品時，例如教育、醫療、圖書館、公園、道路時，實際上降低了納稅人的自由選擇權，因為他們的偏好被限製在一個範圍內，如果不願意消費，那麼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這項福利。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著名的河南省南街村為例。南街村雖然不是一級政府，但它作為一個集政治與經濟權力為一體的鄉村組織，其資源配置的行為實際上是某種政府分配福利行為的縮略。這個村有許多中小企業，所有權和分配權都集中在村黨委和集團公司。村裏規定村民月最高工資為240元，這個限額大致相當於中小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但是按村裏的收入和村民的各項權利，報酬和紅利絕不止於這個水平。原因是村裏采取了低收入高福利的分配政策，村民的應得收入被以一種“暗稅”的形式拿去為他們的福利埋單。村裏負責統一分配住房，戶型隻有兩種，一種是70平方米，一種是90平方米，按每戶人口數量衡量分配，還統一配發家具、家用電器，逢年過節免費分發生活用品。這種方式在收入上否定了按勞分配，在分配上表現為平均主義。雖然滿足了基本需求，但實際上剝奪了村民對私人物品的自由選擇權，而自由選擇權是人們在溫飽實現之後，追求生活質量和精神滿足的權利。所以，南街村的模式隻能在某一時間段的某一個環境裏有效，卻難以複製。
其四，福利的代價還表現為不當的稅收會影響民眾對投資和勞動的熱忱。福利水平越高，稅收也就越高，稅收高了，例如所得稅、遺產稅、財產稅的邊際稅率高了，會影響民眾的投資和勞動的積極性，麵對休閑和勞動，他們會選擇更多的休閑。美國總統裏根在二戰時當電影演員，他說我在這期間拍電影賺過大錢。“那時，戰時附加所得稅達90%，你隻能拍4部電影就達到最高稅率那一檔了。因此我們拍完4部電影就停止工作，並到鄉下度假。”這證明高稅收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減少。而福利高了，同樣也會使人們勞動的積極性降低，選擇更多的休閑。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人西遊歸來後對西方人的評價為“懶”的原因。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稅收造成的替代效應，即在納稅人收入水平保持不變的條件下，改變相對價格而使納稅人的稅後福利水平下降。世界銀行顧問基思·馬斯頓對21個國家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研究表明：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下降0.36個百分點。高稅收負擔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規律。科斯定理（以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命名）則從產權角度印證了這個規律：“當不存在交易費用時，不論產權作何種分配，經濟效率不會受影響；而當交易費用不為零時，產權的分配可能會對效率有影響。”
其五，雖然從理論上說，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具有規模效益，但是若純粹由國有企業提供，由於其產權上的缺陷，也有可能導致無效率。同時，也存在政府官員運用權力尋租的可能。這些都會削弱公共物品的規模效益。因此，這也是稅收的代價。
一國國民，都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一個大國的各個人須繳納政府費用，正如一個大地產的公共租地者須按照各自在該地產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他的管理費用一樣。
——亞當·斯密
三、誰是福利代價的承擔者
稅收負擔是衡量稅收代價的指標。稅收負擔又可以分解為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總稅負和分稅負、中央稅負和地方稅負等等指標。
理論上，應該是一國國民分攤其享受福利的成本——稅收。但實際上這是難以做到的。如前所述，不同人群、不同地區乃至不同地區的不同人群享受福利的範圍和水平同個體的評價各各不同。同樣，負擔稅收的人群、地區乃至程度也各各不同。